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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故事
作者:山河,最近更新时间:2008-6-26 17:27:00,总发表字数:71870添加本书到百度搜藏收藏本书到QQ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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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科学鼻祖祖冲之(一)

    祖冲之(429-500),字文远,范阳遒(今河北涞水县)人,南北朝时代南朝宋、齐间的伟大科学家。

    一、预测月食

    祖冲之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祖冲之25岁的时候,进了宋孝武帝办的“华林学省”。在这里他继续研究各种天文现象,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这一年,正月十五晚上,一轮银盘似的月亮高高挂在天空中,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月亮显得特别明亮,还仿佛透着一丝寒气。在“华林学省”就读的书生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的放鞭炮。有的猜灯谜,有的饮酒作诗,有的弹琴唱歌,他们正在高高兴兴地欢度元宵节。忽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月食!”书生们抬起头一看,月亮的东边缘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黑线。接着,满街响起了铜锣声,许多人大声吆喝着:“天狗开始吃月亮了,赶快救月亮啊!”“华林学省”里也骚动起来,有的敲打铜盆,有的敲打水壶,一面敲打一面叫喊:“快赶天狗啊!快救月亮啊!”

    祖冲之从书房里走出来,抬头看了看天空,月亮的东边缘已经有一条半指宽的黑边了。他看到学友们惊慌失措的样子,感到既好笑又惭愧。好笑的是,这些人白白地读了多年的书,连月食这种自然现象都不了解;惭愧的是自己在天文研究上虽有些小成就,但现在还不能推算出月食发生的具体日期。

    他走到台阶上,向那些敲盆打壶、呼喊吵嚷的人大声说:“学友们,不要吵嚷了,今天是十五,是可能发生月食的日子。这是地球把太阳光遮住了,不是什么天狗吃月亮!”

    一个细高身材、略微有点驼背的人,正敲打着铜盆满院子里乱跑,他听了祖冲之的话,不但没有住手,反而敲得更起劲了。他一面敲一面大声说:“祖冲之,你看看天上,月亮快被天狗吃掉半个了,你还在这里胡言乱语,有罪呀!”

    祖冲之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这是天狗吃月亮?”

    细高身材的驼背人说:“这会儿没有功夫跟你闲聊,救月亮要紧!再过一会儿,月亮就被吃完了。”说着,又拼命敲打起铜盆来。

    祖冲之想,三言两语是难以说服这些人的,特别是在今天晚上发生月食,就更难说服他们,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啊。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月亮又重新放出光亮,“华林学省”里的书生们,已无心再过什么元宵节了,一个个垂头丧气,愁眉苦脸。他们认为,正月十五发生月食,是最大的不吉利,预示着一年都要倒霉。已经是深夜了,他们还在那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祖冲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刚才学友们那些丑态,老是在眼前闪来闪去。他想,一定要研究出预测月食发生的具体日期和时刻。

    祖冲之翻阅了大量的古代天文资料,又进行了艰苦的观测,他对月食产生的原因认识得更清楚了。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祖冲之终于掌握了精确地推算月食的方法。

    后来,祖冲之离开了“华林学省”,应南徐州刺史刘延孙的邀请,到刺史府做了掌管钱粮财政的从事史。

    这一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正是刘延孙的50岁生日。刘延孙准备热热闹闹地庆祝50大寿。

    农历七月十三晚上,刘延孙把祖冲之请到后花园里,他看看天上将圆的月亮高兴地对祖冲之说:“你一向善于观测天象,你看看后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祖冲之说:“后天晚上将发生月食!”

    刘延孙很愕然,马上问祖冲之:“你怎么知道后天晚上会有月食?”

    祖冲之说:“我在两个月以前就算出来了。”

    刘延孙很不高兴地说:“这不可能!要说根据经验观观阴晴,看看风雨,倒还可以。至于月食,那是上天的旨意,人是不会知道的!再说,后天是我的生日,你知道吗?”

    祖冲之说:“月食是一种自然现象,事先完全可以推算出来。它决不会因为后天是大人的生日就不出现。”

    刘延孙很生气,大声说:“你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后天是我的生日,绝不可能有月食!”

    祖冲之很有把握地说:“大人,我们不必争辩了,到后天晚上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月食了。”

    刘延孙说:“后天晚上要是没有月食呢?”

    祖冲之说:“听凭大人处置!”

    尽管这样,刘延孙还是不相信月食是自然现象,更不相信祖冲之能够事先知道月食发生的时间。他越想越生气,质问祖冲之说:“我一向很尊重你的才学,所以请你来做从事史。我和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恨,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咒骂我?”

    祖冲之平静地说:“大人,卑职决不敢无事生非。根据推算的结果,后天晚上确实有月食。”

    刘延孙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后天晚上如果没有月食,可别怪我不客气!”

    祖冲之回到家里,把观测所得的数据找出来,又一个一个地仔细核实了一遍,坚信自己的推算没有丝毫差错,他舒心地笑了。

    十五日这天,刺史府门前车水马龙,来了很多祝寿的人。祖冲之也很早就到了。刘延孙原打算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可自从前天晚上和祖冲之谈了话以后,心里老是疙疙瘩瘩的,不是个滋味。但是带着丰厚寿礼的客人们来了一帮又一帮,没有办法,刘延孙只得强打着精神出来应付。

    傍晚的时候,客人们虽然减少了一些,但是大部分没有离去。刘延孙的客厅里、花园里,仍然是一片喧闹。

    祖冲之坐在花园的一棵桂树下,目不转睛地望着东方的天空,盼望着月亮早些出来。

    忽然刮起了西北风来,天空中的云彩渐渐地聚集着,并且逐渐由谈变浓。过了大约一袋烟的功夫,整个天空完全变成了铅灰色。

    客人们一看要变天,一个个起身告辞了。

    祖冲之望着阴暗的天空,心里焦急起来。但是,他转而一想,急躁有什么用呢?反正测算没有差错,何况距月食发生的时间还有两个时辰呢,耐心等待吧。

    祖冲之聚精会神地看着漏壶,他测算的发生月食的时间到了,但是天空中仍然蒙蒙胧胧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有些焦急起来。

    刘延孙虽然不相信今天晚上有月食,但是也为看不见月亮而着急,便问祖冲之:“为什么还不见月食?”

    祖冲之说:“大人,按推算现在月食已经开始了,只是因为有云彩遮着,看不见罢了。”

    刘延孙把桌子一拍,厉声说:“胡说,今天晚上根本没有月食!”

    祖冲之看了看漏壶,坚定地说:“大人,现在初亏已经过了一刻了。我有精确的推算。”

    刘延孙气急败坏地说:“推算管什么用,我要亲眼看一看!”

    忽然,有人喊道:“看啊,月亮出来了!”

    只见云缝里露出一轮不太明亮的月亮来,它的东边缘已经黑了二指多了。祖冲之激动地仰望着天空,刘延孙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惊呆了。

    这次月食事件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说祖冲之是天神下凡,不然他为什么知道天狗什么时候吃月亮呢!也有人说那天晚上本来没有月食,因为刘延孙要杀祖冲之,祖冲之为人忠厚,感动了上天,上天就派天狗把月亮吃了一半。但是,更多的人认识到,月亮是一种自然现象,他发生的时间是可以预测的,因而再也不相信天狗吃月亮的神话了。

正文 1、科学鼻祖祖冲之(二)

    二、计算圆周率

    一间小小的书房,正面摆着一张几案。几案的一头,摆满了大大小小不等的各色竹棍;另一头,放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东墙上,挂着各种精致的图表,西墙上被涂成了淡蓝色,上面画着太阳、月亮和许多星星。还有一些彩色的椭圆形曲线。红色的松木地板上,画着一个直径一丈的白色大圆球。

    就在这间摆设十分别致的小书房里,祖冲之正在废寝忘食地进行着圆周率的艰辛的测算工作。

    这是一个闷热的六月天,太阳火辣辣的没有一丝风。他挥洒着汗水,聚精会神地计算着。

    太阳落山了,祖冲之的儿子走进书房,看着父亲手握算筹凝眉思索的样子,便轻声说:“父亲,该吃晚饭了,吃了晚饭再算吧。”

    “我不饿。”祖冲之头也没有抬。

    儿子知道父亲的脾气,没有再说什么,便轻手轻脚地走出了书房。

    天渐渐黑下来,祖冲之点起灯来。他不顾天气闷热和蚊虫叮咬,一丝不苟地计算着。夜深了,祖冲之仍然没有一点倦意……

    也许有人要问,祖冲之夜以继日计算的这个圆周率有什么用呢?

    原来圆周率就是圆的周长和一个圆的直径的比率。圆周率的应用非常广泛,凡是涉及到圆的数学问题,都要用圆周率来计算。

    为了推动生产事业和数学科学的发展,进入汉朝以后,我国许多科学家对研究圆周率的问题产生了兴趣。西汉的刘歆求得的圆周率是3、1547,东汉的张衡求得的圆周率是3、1622。这两个数值都不够精确。到了三国末年,数学家刘徽创造了用割圆术求圆周率的方法,求得了3、141024的圆周率。这是我国古代在圆周率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个光辉成就。

    祖冲之就是采用刘徽的方法来探求更加精确的圆周率的,并决心把刘徽的工作更推进一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运算的主要工具是一根根小木棍——算筹。用算筹计算加减还比较容易,计算乘除就比较麻烦,计算开方就更麻烦了。

    这一夜,直到东方发亮,祖冲之才完成96边形的计算工作,他的计算结果和刘徽的结论正相符合。

    祖冲之运用刘徽的方法,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圆周率的计算工作。刘微是通过作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办法来求圆的周长的。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边长的和就越大,也就越接近实际的圆的周长,求得的圆周率也就月精确。刘微先在圆内作一个内接正六边形,这个正六边形的每边都和圆的半径相等。然后把每边相对的弧线平分,作出一个内接12边形。用同样的方法可以作出24边形、48边形、96边形……刘微计算到96边形,得出的圆周率是3、14024的结论。

    每条边的长度就越小,计算起来,难度就越大。例如12288边形,每条边的长度0、00025566丈,这个长度在直径一丈的圆上,需要用针尖才能画出来。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祖冲之终于完成了12288边形和24576边形的计算工作。它们的各边边长的总和分别是3、14159251丈和3、14159261丈。边数虽然增加了一倍,但边长的总和却只增加了0、0000001丈。

    经过这样艰苦的工作,祖冲之在圆周率的计算方面终于超过了前人。祖冲之求出的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前者是不足近似值,后者是过剩近似值。同时,祖冲之还确定了圆周率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一个比较精确,叫密率,是355/113;另一个叫约率,是22/7。

    祖冲之计算出来的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是世界上第一个最精确的圆周率。祖冲之提出的密率355/113,在他去世1000多年,德国人傲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计算出来。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缀术》;他还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可惜这两本内容丰富的数学著作后来失传了。

正文 1、科学鼻祖祖冲之(三)

    三、制定《大明历》

    祖冲之幼年的时候曾跟他祖父的朋友、著名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学习了很多天文知识,这对他后来从事天文的研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祖冲之很尊重何承天在天文、历算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他却从不盲从,从不因循守旧。他仔细地研究了何承天在元嘉二十二年制定的《元嘉历》,发现其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就说润法吧,我们知道,阳历一年是365天多,比阴历一年要多11天多。为了使两种历法的天数一致起来,历代天文学家都采用了闰年的办法。

    何承天沿用了每19年7闰的闰周。祖冲之经过精确的计算,发现19年7闰误差很大,每240年就要相差一天。于是,他提出了每391年安排144个闰年的办法。这个置闰法比19年7闰的误差要小得多。

    祖冲之的父亲祖朔之,听说儿子提出改变闰法的事,非常生气便把祖冲之找来,狠狠地训了一顿。

    祖朔之说:“何老先生学识高深,博古通今,花了一生的心血,制定《元嘉历》。这个历法实行了很多年,很受称赞。你才疏学浅,井中之蛙,懂得什么?竟敢提出改变闰年的办法,真是太不自量了!再说,何老先生是你的恩师,你这样做,是对长辈的极大不尊敬!”

    祖冲之说:“我一向很尊重何老先生,他的《元嘉法》比古代11家的历法都精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他的历法也有些明显的差错。不能因为他是长辈,我们就把差错掩盖起来。”

    祖朔之被儿子说的很恼火,拍着桌子大声说:“狂妄,简直是狂妄!”

    祖冲之并没有被专横的父亲所吓倒,他继续苦心钻研有关天文知识,制定了一部科学的实用的新历法。

    祖冲之运用土圭测量日影的方法,证实了西晋的虞喜创立的“岁差说”是有价值的。所谓岁差,就是太阳每年在天球上绕一个大圈子(实际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周)以后,并不回到原来的地方,每年都有很小的位差。因而祖冲之主张在历法计算中运用岁差。他还在历法计算中引入了交点月。他定的交点月是27、21223日,这与现代测得的27、21222日非常接近。由于在历法计算中引入了交点月,这就为准确地推算日食和月食的发生的时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祖冲之把编制的历法呈交给了朝廷,请求下令行用。

    孝武帝让大家讨论。没想到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却跳出来坚决反对。

    戴法兴说:“祖冲之的历法,是对上天的严重诬蔑,完全违背了经书的道理。”

    他又说:“祖冲之知识浅薄,对天文历法一窍不通,妄想改变祖先传下来的历法,实在太狂妄了!”

    他还说:“日月星辰的快慢变化是上天的旨意,不是你祖冲之这类凡夫俗子所能知道的。历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绝对不能更改。”

    戴法兴受到皇帝的宠信,很有权势,大臣们都很怕他,对他的胡言乱语,许多人都随声附和。

    孝武帝听了戴法兴等人的发言,对祖冲之说:“看来,你这个历法很有问题啊!”

    祖冲之不畏强权,据理力争说:“陛下,我的历法,每一条都有正确的数据做依据,这些数据都是在长期观测中经过反复计算得出来的,跟实际情况完全吻合。戴法兴说了半天,但拿不出一点可靠的根据来,这能说明我的历法有问题吗为了追求真理,我愿意彼此拿出确凿的证据来相互讨论,如果仅仅进行捕风捉影的贬斥,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用的。”

    戴法兴等人仍然强词夺理,胡搅蛮缠,讨论无法再继续下去,只好作罢。

    掌管司天监的中书舍人巢尚之,拿司天监的观测记录跟祖冲之的历法对照一下,发现祖冲之的历法完全符合天象的实际。巢尚之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孝武帝,建议采用祖冲之的历法。孝武帝采纳了巢尚之的建议,宣布从大明九年(公元465年)开始实用祖冲之的《大明历》。可惜,大明八年夏天,孝武帝死了,祖冲之的《大明历》没有得到行用。

    祖冲之去世10年后,梁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开始行用《大明历》,一直行用了80年。东北的契丹族建立了辽国以后,一直沿用汉族的历法,圣宗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辽国开始行用祖冲之的《大明历》,一直行用了217年。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曾修订《大明历》,并首先求出球体积的准确公式。

正文 2、活字印刷发明家毕升

    北宋国都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的大街上,车水马龙,热闹异常。坐落在东门大街上的万卷堂书坊也是人来人往,生意什分兴隆。

    然而,书坊的雕刻工场里却鸦雀无声。几十个雕刻匠人正伏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刻着雕版。其中有一个30岁的青年坐在大东南角的一张桌子旁边。他穿着一身用粗麻布织成的半新不旧的衣服,衣袖的肘部补着两块大补丁。这青年人脸庞清瘦,浓黑的眉毛下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的家就住在书坊附近。小时侯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他便在学堂窗外偷听老师讲课,在书坊雕刻场外偷看匠人们刻雕版。

    他勤奋好学,天天读书练字,什么真、草、隶、篆、甲骨文等,都学着写。没有钱买纸笔就在地上、墙上、荷叶上练习。因此,15岁时,他就认识了不少字,而且练就了一手好字。

    他父亲托人把他送进万卷堂书坊当学徒。在书坊里,他埋头苦干,整整干了十五六年,凭着心灵手巧和刻苦努力,终于成为一个技术精通的刻板匠人。

    这位青年工匠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

    万卷堂书坊是汴梁城里最大的一个专门经营雕版印刷的手工作坊。什么是雕刻印刷?就是先把文字抄在半透明的纸上,再把纸反贴在一块枣木或梨木板上,然后进行雕刻。雕刻好的木板就成了“雕版”;用它来进行印刷,就是“雕版印刷”。刻在木板上的字是反的,印在纸上就成了正的了。

    毕升生活的时代,雕版印刷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它与以前用手抄写书本相比,当然进步很多了,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例如,印一页书,就要刻一块木板;印一部书,就要刻许多块木板,有时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印过书的雕版,除了再版,就没有什么用了;储存起来,又要占很多地方。如果印版上刻错了字,是无法改正的,既不能串版,也不能换字,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刻。有些只顾赚钱的老板,不顾书的质量,如果刻错了,干脆错刻错印。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雕版印刷术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

    万卷堂书坊的雕刻匠人们早就渴望着雕刻印刷术的改革了。因为刻字难免刻错,刻错了又无法改正,不但会遭到主人的打骂,还会罚扣工钱,罚扣工钱后,一家人的生活就难以维持了。

    年轻的毕升,琢磨改革雕版印刷的问题已经好长时间了,不过想了好几个办法,都觉得不满意而否定了。

    他并没有灰心,他认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刻字的时候,经常刻着刻着就停下来,不知不觉地想起改革雕版印刷的事。

    这天,正当他凝神苦思的时候,一辆拉着废雕版的大车又从雕刻场门前走过。毕升看了自言自语地说:“真可惜!又拉出去当柴烧了。”

    正在这时,只听见一个工匠“哎哟”了一声,然后说:“真该死,我又把字刻错了!”他哭丧着脸,把头垂下去。看来,他被主人罚扣工钱是跑不了的。

    毕升看到这种情况很不忍心,他站起来说:“师傅们,这种雕刻印刷方法非改革不可!我毕升有决心进行改革,希望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多多帮助。”

    “怎么改?我们听你的,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几个工友说。

    “好多能人都改不了,何况我们?”一个工友反驳说。

    “别异想天开了,还是老老实实刻我们的字吧!”一个工友劝说道。

    大家七嘴八舌谈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谈出什么来。

    收工了,毕升回到家里,饭也吃不香。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索着,想了许多,许多……

    我们的祖先起初是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后来又铸在铜鼎上。再后来,又刻在或书写在竹片、木片上,称为“竹简”和“木片”。文字长了,用的竹木片很多,十分不便。秦始皇看文件,每天要看一百多斤。汉朝的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封信,要两个人才能抬得起来。人们想办法改革,把字写在帛上。帛就是丝绸,很轻便。但是帛的价钱太贵,一般人用不起。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蔡伦的人,在总结别人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造纸法。从此,大家就用纸写字、抄书了。但是,一次只能抄一部,且很慢又容易出错。东汉末年的大学问家蔡邕便向皇帝建议,把“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刻在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本供人摹印。印的是黑底白字的反文,读起来很不方便。经过不断研究,人们终于在300多年前发明了雕版印刷。我们的祖先为了文化的传播,总在前人时践经验的基础上改进、创新,一步步前进。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雕版印刷改革一下呢?

    毕升越想越有信心。

    经过几个月的苦苦思索,一天,毕升忽然从图章上受到了启发。他想,像图章一样,一个方块刻一个字,然后排列起来,粘在一块,不是和雕版一样了吗?这次用了,拆下来下次还可以再用。他高兴万分,终于想出活字印刷的方法来了。

    这是1048年的冬天,半夜了,毕升的小屋子里的灯光还在亮着。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毕升仍然伏在桌子上用小刀在一块块半寸见方的小木块上刻字。手冻僵了,就用手嘘嘘热气再刻。他的妻子几次催他歇息,他只是口里答应着却仍然坐在桌前雕刻着。就这样,白天上工,晚上刻字,用了好多天功夫,3000多个常用字终于刻完了。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天刚亮,毕升就起来了。他急急忙忙吃过早饭,便背着个大柳条筐,跨进了万卷堂书坊的雕刻工场。这时师傅们都已经来齐。毕升同大家打过招呼,把柳条筐往地上一放,兴奋地说:“诸位师傅!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把木活字刻好了。今天,我想试验一下,请大家多多指教。”

    大家听了毕升的话,都有点惊奇,便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有的带着半信半疑的神情,从筐里拿出了几个木活字问毕升道:“用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毕升慢慢回答说:“活字印刷。一次印完了,可以把字拆下来,以后再用。这不是比雕版印刷好吗?”

    “字这么多,你怎么把需要的字一个一个拣出来呢?”又有人提出疑问说。

    毕升不慌不忙地指着筐子回答说:“大家请仔细看,我是把字按读音归类的。一种韵部一个类。同一类的字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再按部首笔画排出顺序,拣起来就十分方便了。”

    大家听后赞扬说:“好,十分好!想得真周到啊!”

    “可是,怎样把字排在一起又使它们不离开,而且使字面平整呢?”又有人提出疑问。

    没有等毕升回答,有人便提议说:“用不着再提问了,叫毕师傅试做一个给我们看,不就明白了吗?”

    于是毕升就把木活字夹在一块有方格的铁筐里,用烧化了的松香之类的东西把没有字的一头粘在铁板上,拼成了一块活字版。

    看到这里,大家不住点头称赞。

    毕升在字上涂了油墨,再在上面铺上白纸,然后用棕刷一刷,一张印刷品便呈现在大家面前。

    大家高兴起来。接着,一张又一张地印起来……

    可是印着印着,字迹渐渐变大,笔画也越来越模糊了。

    “怎么回事?”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毕升也锁紧眉头思索着。他疑惑地说:“这是哪里的毛病呢?”

    一位师傅看出了毛病,他问毕升说:“你用材料是什么?”

    毕升回答说:“杉木,因为他价钱便宜。”

    那个师傅听了点头说道:“这就是出毛病的原因了。因为杉木木纹粗,质地软,最容易吸水和变形。用它刻成的字受墨多了,就膨胀起来,因此字迹便会愈来愈不清楚。”

    “怎么办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议论起来。

    有人用枣木、梨木代替杉木,但是大家认为价钱太贵,还是找一种经济些的东西代替为好。

    这时有一个师傅忽然说道:“我想,最好能用一种既便于雕刻又不吸水的东西代替,可它又不是木料。到底用什么呢?我一时还未想到。”

    他这一说,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议论起来。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工匠提着一把瓦壶,拿着几个茶杯走过来,准备倒水给大伙儿喝。毕升一见茶壶,心中猛然一动脱口而出:“有了!有了!用它就行!”

    大家听了毕升几句不着边际的话觉得莫名其妙。

    毕升镇静一下,微笑地说:“我看到了瓦壶,猛然想起制造活字的东西来了。如果用胶泥弄成坯刻上字,再放进窑里煅烧,不就可以制成不吸水又不易变形的活字了吗?”

    用泥巴怎样制造活字呢?毕升心中一点数也没有。

    有一天,他打听到离京城不远,有个叫做黔首谷的的地方,出产一种土质细而粘性强的泥土,当地人叫做“胶泥”。用它烧制成各种器皿,既坚硬牢固又不容易裂开。那个地方设了个大窑场,专烧各种盆盆罐罐。毕升带了干粮徒步来到了黔首谷窑场。窑场工人知道了他的来意后,都表示乐意帮助他。

    毕升在工人们的指点下,用胶泥摔成了十几个半寸见方的“小土坯”在上面刻了字,便放进窑里同盆、罐一起烧起来。

    不几天,开窑了,泥活字烧成了,毕升同大伙都很高兴。但是,仔细一看,有的上边有小孔,有的还有裂缝。毕升遗憾地说:“这样的印模,印出来的字不是多一画,就是少一点,不能用。”过了一会,他又恳切地对大家说:“诸位师傅们,能想想办法弥补这一缺陷吗?”

    一个年纪大的工人想了一想说:“我们烧的盆盆罐罐,都是一些粗家伙,对泥料的要求不严格。可是,做小字模这样精致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一定要选择又细又粘的胶泥。并且泥要和透和熟,还要放在青石板上使劲摔打,一直摔到泥团和面团一样柔软,不沾手,才算行了。”

    另一个工人补充说:“对胶泥选料的要求和摔打好都是很重要的。但模子刻好后,不能放在大窑里与盆盆罐罐一起烧;品类不同,烧法也不能一样,大窑火不均匀。应该放在烧泥人的小窑里烧,火候到了马上熄火。这样烧出来的字模,应该会很光滑,不会有小孔和裂缝。”

    大伙听了都点点头表示赞同。

    毕升觉得师傅们分析的很正确,出的主意很好。于是,他在工人师傅们的热情帮助下,选出上好的胶泥,很快弄好了小泥坯,刻上了字,放在烧泥人的小窑里烧起来。

    等到烧好后拿出来一看,成功了。字模外表乌黑发亮,十分好看,小孔、细缝都没有。

    大家看到实验成功了,很高兴。

    毕升更是激动。他想,如果没有大伙儿的帮助,单凭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不能成功的。他满脸笑容,拱手向师傅们道谢。

    世界上第一批泥活字就这样在一个平民手里诞生了!

    毕升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家了。为了制泥活字,他就在自己家里垒起了一座小窑。他请来了雕刻场里的几位师傅帮忙。他们先把摔打好的胶泥制成半寸见方的“小土坯”,上面刻上铜钱边缘一样厚薄的字。每个字都刻好几个印模。如“之”、“也”这些文章中常用的字就刻出更多的印模。

    几千个字刻完后,毕升便亲自点火烧窑。整整烧了两天两夜,他一步也没有离开,也没有打个盹而,休息以下。

    出窑这天,前来观看的人很多。出窑了,一套笔画清晰、坚如牛角的泥活字摆在了大家面前。

    毕升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进行了活字印刷的表演。只见他从屋里取出一个有方格的铁框板,又丛衣兜里掏出一包松香均匀地铺在上面。然后,便把铁框板放在炉子上加热。松香一遇热,便熔化了。这时,毕升便按照一位师傅递过来的一篇文章迅速把泥活字从字盘中拣出来,依次放进铁框。不一会儿,铁框内就排满了字。毕升把铁框从火炉上拿下来,迅速用一块平平的木版在字面上轻轻地压了压,字面便平整了。松香一凝固,一框泥活字也就整齐地粘在一起了,非常牢固。

    看到这里,大家齐声叫起好来。

    这时,毕升又仔仔细细地把印墨均匀地涂在字画上,然后小心翼翼地铺上白纸,便熟练地印起来。

    一张,两张,十张,百张……一连印了300张,张张的字迹都十分清晰。

    周围的人都十分激动,纷纷向毕升道贺。

    活字印刷实验完全成功了!我国及世界印刷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成功了!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效率,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对全人类的文化昌盛做出了贡献。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不被重视。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得不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在当时没有被采用。生活本来就很贫困的毕升,晚年更是一贫如洗,为了糊口,他不得不把活字廉价出售。从此,这批泥活字便失传了。然而,这项技术并没有被埋没,后代科学家根据毕升活字印刷的原理,逐渐加以改进,慢慢地便推广到全国和全世界各地。约在十五世纪时,活字印刷传到了欧洲各国。公元1456年,日耳曼人谷腾堡印刷的《圣经》,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十六世纪,活字印刷又传到非洲。十八世纪,美国出现第一个用活字印刷的印刷所。十九世纪,活字印刷又传到了澳洲。至此,活字印刷传遍了全世界。

    毕升在世界印刷史上的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的名字——毕升。

正文 3、古代名医李时珍

    李时珍(?—786)明代杰出医药学家,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今湖北蕲县)人。世业医,继承家学,更着重研究药物,重视临床实践主张革新。在群众协助下,经常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向农民、渔民、樵夫、药农、铃医请教,同时参考历代医药及有关书籍八百余种,对药物加以鉴别和考证,纠正了古代本草书籍中药名、品种、产地等某些错误,并收集和整理宋、元以来民间发现的很多药物,充实了内容,经二十七年艰苦劳动,著成《本草纲目》,收录原有诸家《本草》一千五百十八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丰富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医药学的一份宝贵遗产。他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流传于世。另有《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已佚,失传。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是蕲州有名的医生。为了给病人治病,他在自家的后院里,种了许多草药,因而院子里常常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到了秋天,鲜花变成了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果实。在这院子里,一年四季都有令人观赏的景致。

    李时珍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常常搬出一把小竹凳,放在后院门口,让他坐在那里看自己给那些草药浇水、施肥。

    李时珍可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他好奇地跟在母亲身边,一会儿拿起个小罐子给草药浇水,一会儿又揪揪草药的叶子。他不时地喊道:“娘,快来看,这些花你不是常用它给我泡茶喝吗?它叫什么花?”

    “孩子,这叫款冬花。你父亲说,咳嗽的病人吃了它,好得可快了。”

    “这朵像鸡冠子的,叫什么花?”

    “它叫鸡冠花,也是可以治病的。”

    “怎么,这些花草都可以给人治病呀?”李时珍天真地问。

    “是呀,这院子里种的都是草药,它们的用处可大了。人要是生了病,医生就用它们给病人治病。”

    听了母亲的话,李时珍更爱花草了。

    李言文见李时珍这么喜欢草药,也就经常教他辨认各种草药,有时候还考考他。

    一天,父亲拿出一把长有黄色粗根的草药问李时珍:“你说说,这叫什么药?”

    “这不是地黄吗?”李时珍回答说。

    “对。你知道它的药性吗?”父亲又问。

    这一下,李时珍可答不上来。

    父亲又一次详细地讲解了地黄的药性及用法。接着,他严肃地说:“孩子,一定要记住,医生用错了药,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轻了会延误治病,重的会把人毒死。千万马虎不得啊!”

    李时珍睁大眼睛点着头,把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虽然李言文的医术高明,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可那时侯,一些有权势的人却看不起他。

    一天,李言文正在看病,突然“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了,两个差役大大咧咧地闯了进来,高声喊道:“李言文在家吗?”

    “我就是。两位有什么事?”李言文一看来头很大,赶忙答应说。

    一个差役拉长了声音,傲慢地说:“我们老爷张大人有请!眼下老爷的公子肚子痛得厉害,我们老爷说了,让你马上去看病!”

    李言文看了看满屋子的病人,请求说:“这几位病人是急病,等给他们看完了,我就跟你们走……”

    “那怎么行!耽误了公子的病,谁担待得起?少废话!马上跟我们走!”没等李言文把话说完,一个差役就吼了起来。

    李言文无可奈何,只好背起药箱,撇下满屋的病人跟两个差役走了。

    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李言文回来,总要叹着气对李时珍说:“孩子,你将来千万不要再吃医生这碗饭了,还是好好读书去考官,哪怕做个小官,也比做医生强啊!”

    可是,李时珍不这样想,他虽然对那些横行霸道、有权有势的人十分憎恨,不想受那些人的气,可他一看到乡亲们那么需要医生,还是想当个医生。

    不过,为了安慰父亲,李时珍还是遵从父亲的意愿,参加了县里的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后来,他又参加了三次考举人的乡试,但都落榜了。

    第三次乡试回来,李时珍恳切地对父亲说:“我再也不去考官了,看着乡亲们受着病痛的折磨,我怎能有心整天读着那些没有用的八股文呢?还是让我学医吧!”李言文被儿子的话打动了,只好答应了他。

    李时珍跟父亲学医十分勤奋,医术进步很快。一次,一个病人肚子疼得厉害,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李时珍看过之后,只用了一味药就止住了痛。还有一次,一个老人病得眼看就不行了,家里人连棺材都为他准备好了。李时珍给病人先扎针后吃药,没多久,老人就恢复了健康。

    因为李时珍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对病人热心,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

    可是,有一次,一个病人吃了李时珍开的药以后,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这是怎么回事?李时珍仔细地查找原因,最后才从药渣里发现,是药铺根据一部本草书上的错误记载,把有毒的虎掌当做五毒的漏篮子用了,这多危险啊!这种弄错的事,在当地有好几起。一个病人吃了医生开的一味补药以后,竟然死了。原来也是错把毒药当成了补药。可是,这也不能全怪药铺里的人,他们配药也是按照本草书讲的来配呀!

    原来,古时候,人们把专门讲述药物知识的书叫“本草”,医生开方、药铺里配药都是按照它来办的。从汉代的第一部本草书《神农本草经》到唐朝官府派人编修的《唐新修本草》,经历了1千多年,经过历代人的修订,记载的药物也从360多种发展到了1千5百多种。可到明朝的时候,本草书又有几百年没有修订了。

    这几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李时珍。他总想:用药对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旧本草的错误这么多,不知要耽误多少病人呢!是应该重新修订一下了。

    有一天,李时珍对父亲说:“旧本草里错误很多,我想整理整理,把该收进的新药收进去,把错误和混乱不清的地方验证以后,修正过来,您看行吗?”

    听儿子说要修本草,李言文吃了一惊:“旧本草是该修了,可修本草不是件容易的事,那要官府找许多名医才能办成。你一个人怎么行呢?”

    “我的决心定了,有机会我就上书朝廷,让朝廷来修本草。”李时珍坚定地说。

    从那以后,李时珍除了继续给病人治病,有空就读书,为修订本草书做准备。十年过去了,他读了八百多种医药书,摘记了好几柜笔记。

    有一年,楚王的儿子得了气厥病,怎么也治不好。后来,有人推荐了李时珍。李时珍精心治疗,真就治好了这种病。楚王高兴极了,立即聘请李时珍到楚王府主管义务。这一年,李时珍33岁了。

    楚王府里收藏着许多民间难以见到的医药书和名贵药材。李时珍一边给楚王府的人和百姓治病,一边趁这个机会继续研究医药学。过了一年,也就是1552年,经过多年准备以后,李时珍动手编写本草书了。

    又几年过去了,朝廷要各地推荐名医到京城的太医院当太医,李时珍也被选上了。太医院是专门为皇帝家的人看病的,是天下名医集中的地方。李时珍满怀着施展自己才学的希望来到这里,可是没想到,当时的嘉靖皇帝迷信一些道士的说法,妄想服用仙丹长生不老。他让那些受到自己宠信的道士把持太医院,像李时珍这样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却得不到重用。

    对这些荒唐的做法,李时珍十分看不惯,他生气地对大家说:“丹砂里有水银,本是极毒的东西,长吃要中毒的。为求长生不老而吃水银丧,生,真是太愚昧了啊!”

    他接连几次向太医院提出要重修本草书的建议,可是,在这些只知道骗人取宠的道士把持着的太医院里,有谁能听近他的建议呢?有些人甚至还骂李时珍是“草泽医生”,要修本草是狂妄。

    李时珍的希望落空了。他知道在太医院里,要实现自己的济世救民、重修本草的愿望是不可能的了。他在太医院里待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假托有病,辞职回到了家乡。

    李时珍回到家乡,继续修订本草书。他发现,要想验证旧本草的内容,光靠收集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编成一部有价值的本草书,必须走出家门,到深山僻野去采集药物,还要向那些最熟悉各种药物的人请教才行。于是,李时珍带着学生庞宪、儿子李建元一起出外考察。

    有一次,李时珍为了研究鱼的生活习性和药性,来到了盛产鱼虾的鄱阳湖。他对一位老渔翁说:“老大爷,我是为写一本药草书来的。有几种可以入药的鱼,它们的习性我还没有弄清楚。今天,我特地来向你请教的。”

    听了李时珍的话,老渔翁连连摆手说:“你是读书人,学问比我们大。我是个大老粗,大字都不识一个,哪儿能做你的先生呢?不敢当,不敢当。”

    “老人家甭客气。您长年在湖上打鱼,当然是最知道鱼的习性了。把我不知道的东西告诉我,您不就是我的先生吗?”李时珍诚恳的说。

    老渔翁看到李时珍这样谦虚诚恳,就答应了他,带着李时珍,还有自己的儿子,一起上船去打鱼。

    开船了,老渔翁一声不响地坐在船上。他儿子在船尾轻轻地划着浆。老渔翁一会儿把耳朵贴在船板上听听,一会儿又用手在额头上搭起凉棚,向远方眺望。不一会儿,他命令儿子:“快下网,往左边撒网。”

    渔网撒下去,果然满满地捞起一网鱼。

    李时珍感到十分奇怪,他问老渔翁:“老人家,您怎么知道水里有鱼?”

    老渔翁把草帽摘下来,当做扇子扇着,对李时珍说:“我捕了几十年鱼,这鄱阳湖和长江都去过,还到过大海。海里的鱼和湖里的鱼,有的会发出叫声。黄花鱼的叫声‘隆隆’响,像打雷;黄颡鱼发出‘轧轧’的叫声。我们捕鱼人,只要听到鱼叫声,就知道是什么鱼,离船还有多远,所以下网就不会落空了。”

    “真没想到,捕鱼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呢!”李时珍赞叹地说。

    李时珍同老渔翁在一起连捕了好几天鱼,从老渔翁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他把这次听到的,看到的,全都记了下来。

    李时珍对古人经常争论的问题不是简单地下结论,总是要亲自做过调查,然后根据事实,再做出结论来。

    有一次,李时珍看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医学家陶弘景写的一本书。书里说:穿山甲(一种吃蚂蚁的动物)躺在地上晒太阳,把身上的鳞片全都张开,散发出特殊的腥味。蚂蚁一闻到这种气味,就都爬到穿山甲身上。这时候,穿山甲突然把鳞片合起来,急急忙忙跑到池塘边,扑通一声跳进池塘里,再把鳞片张开,蚂蚁就全都漂浮在水面上了。这时候,穿山甲就张开嘴,把蚂蚁统统吃掉了。

    陶弘景的话对吗?李时珍常常这样问自己。他决心亲眼看看穿山甲怎样吃蚂蚁。

    一天,李时珍在野外终于捉到了一只穿山甲。用刀子把它的胃剖开一看,果然它吃的全都是蚂蚁。

    可是,它是怎么吃蚂蚁的呢?这还没有弄清楚,还得继续观察才行。

    穿山甲胆子小,一见人,就没命的跑,要观察它怎么吃蚂蚁,还真不容易。

    李时珍琢磨了很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在树林里的一棵树上,搭了一个草棚子,躲在那里,一边看书,一边细心观察。

    这个法子果然灵。一天,一只穿山甲从树洞里爬出来,嗅嗅这儿,望望那儿,窜到了一个土堆前,开始用前爪使劲地刨地。李时珍仔细一看,原来穿山甲在扒蚂蚁窝。

    不一会儿,蚂蚁从窝里爬出来,四处乱窜。穿山甲伸出一条又长又细的舌头,往蚂蚁堆上一舔,上面立刻粘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穿山甲又一缩舌头,把蚂蚁全都吞下去了。

    “难怪这小东西到处拱,原来它是这样吃蚂蚁的。”李时珍高兴地说。

    李时珍终于弄清楚了穿山甲是怎么吃蚂蚁的。陶弘景的说法虽然也对,但不全面。

    为了写《本草纲目》,李时珍几乎读遍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古医书,走了上万里路,他想把自然界所有的药都写在这本书里。

    有一次,李时珍读了《刘郁西使记》。书里记载着一种叫“撒八儿”的药。这种药很奇怪,据说出产在西边的大海里。它先是一种叫玳瑁的动物吐出来的东西,后来又被大鲛鱼吞了下去,经过很多年以后,才变成“撒八儿”,样子很像犀牛屎。

    李时珍没有见过“撒八儿”,问过许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撒八儿”。

    有一天,李时珍去问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人经历多,还去过外国。李时珍向他问起“撒八儿”,那人笑了笑说:“那次我到西域听人说过这东西,可我也没有见过‘撒八儿’是什么模样。我在京城里,早就听过你的大名,人们说你是当今最有学问的人,我还想向你请教呢!”

    李时珍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学问的确很有限,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他谦虚地说:“这种药我没有见过,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那敢不懂装懂呢?”

    后来,直到写完《本草纲目》的时候,李时珍还是没有见到“撒八儿”。于是,他就把这种药写在书里,并且注明说:《刘郁西使记》这本书中说“撒八儿”贵得像金子一样。既然这么贵重,必定很有用处。可惜,我始终没有见到过。现在我把它记在这儿,等待以后高明的人来补充,看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

    李时珍的家乡出产一种蕲蛇(又叫五步蛇),当地叫白花蛇。古书记载说:这种蛇身上有二十四块斜方的花纹。李时珍为了弄清楚是不是这么回事,特意跑去问父亲。

    父亲想了想说:“这种蛇身上是有一些斜方块,究竟有多少块,我也不太清楚。你想办法捉一条来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蕲蛇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蛇,传说人被它咬了,走不上五步,就得死掉。听到父亲叫自己去捉一条蛇来看,李时珍心里有些嘀咕。可是,不亲自看看,又怎么能弄清楚呢?

    他想到镇里有一位姓赵的猎户,就跑去找他帮忙。

    猎人听了很奇怪,问:“你要白花蛇干什么?捉蛇很危险的!”

    “白花蛇可以治病,是一种祛风的好药。再说,我还要看看白花蛇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它的肚皮上是不是有二十四块斜方块,就是危险我也要去。”

    猎人被李时珍的真诚所感动,终于答应带他去捉一条白花蛇。

    第二天中午,猎人带李时珍找到一丛石楠藤,就停下来,对李时珍说:“你就在远处瞧着,不用过来。我把这些沙子撒在石楠藤下面,白花蛇过一会儿就会来的。”

    李时珍按照猎人的吩咐,远远地蹲在一边看着。不一会儿,就见有条白花蛇爬了过来,说也奇怪,那白花蛇爬到石楠藤下面,就在沙子上面盘成了一团。这时候,猎人不慌不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叉子,照准白花蛇的头部叉去,一下子就把白花蛇叉死了。

    没等到猎人招呼,李时珍几步就跑到石楠藤下面,提起死蛇,把肚皮翻了过来,一数,不多不少,正好是二十四块花纹。

    “原来真是这样,看来古书上的记载是对的呀!”李时珍说完拿出了纸笔,向猎人详细地询问了这种蛇的生活习性,然后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

    古时候,人们还没有学会用动物来做试验。如果想要知道一种药物的效力和作用,就只有在病人身上试用。

    一天,有人用门板抬着一个摔伤的病人来看病病人痛苦地呻吟着。李时珍马上给病人做了仔细的检查,发现大腿骨断成了三截,需要复位治疗。可是,李时珍不会治疗骨折的病,他就让徒弟快去请当地有名的正骨专家徐医生来。

    不一会儿,徐医生来了。他和两个助手用力给病人正骨复位。病人疼得“妈呀,妈呀”地直叫,后来竟大声哭喊起来,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一会儿就昏死过去了。

    李时珍眼看着病人疼得死去活来,感到十分难过,他决心找一种麻药来减轻病人的痛苦。

    李时珍曾经听说过,曼佗罗花(又叫金洋花)这种草药有麻醉作用。可是应该吃多少才算合适呢?徒弟提议说,先在病人身上试一试。

    李时珍说:“需要服麻药的病人,都是重病,已经够痛苦的了,不能再在他们身上试了。”

    “那怎么办?”徒弟问。

    李时珍毫不犹豫地说:“古人说:不得虎穴,焉得虎子。把曼佗罗花拿来,我自己来试!”

    徒弟吃惊地说:“师傅,千万使不得,这种药弄不好会有危险!”

    “知道,正因为有危险,我才要亲自试一试!”

    不等徒弟同意,李时珍就用戥子(测定用量很小的贵重药品重量的器具)称出两份曼佗罗花散。一份备用,一份倒进嘴里,然后用黄酒把药冲服下去。

    吃完药,李时珍不慌不忙地对徒弟说:“等一会儿,药力发作以后,你就用针扎我身上的穴位,再用刀子在我手上划,看还痛不痛。”

    徒弟眼含着泪花点点头,他知道这种麻药吃多了会把人麻死的。他真为师傅捏了一把汗啊!

    过了一会儿,李时珍觉得有些头昏心慌。于是,他示意徒弟用针扎他的手。

    可是,当徒弟用针扎他的时候,痛得他把手缩回去了。李时珍知道,这是药还不够。他又用酒送服了另一份药。

    不大一会儿,李时珍觉得天旋地转,接着就昏过去了。徒弟用针扎、用刀尖划他的皮肤,他一点也不知道。就这样,李时珍终于摸清了吃麻药的准确分量。

    1578年的一天,在李时珍面前的书案上,整齐地放着几尺高的书稿。这部凝结着他一生心血的书,经过三次较大的修改,终于写完了。李时珍写这部书,从1552年算起到今天,整整经历了二十七年,他从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了。他给这部书取名叫《本草纲目》。

    李时珍用双手轻轻的抚摩着眼前的书稿,眼里闪动着泪花。他回过头对围在身后的学生和家人说:“真该谢谢大家啊!要不是你们帮助我抄写和绘图,还不知要多久才能写完呢!”

    “师傅,您还是赶紧找人把书早点刻出来吧!”学生庞宪说。

    “对!我们这就去南京,找人刻书!”李时珍高兴地说。

    为了让《本草纲目》能够流传下去,李时珍从湖北家乡来到了当时刻书业最集中的南京。可是李时珍满心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原来,那时侯印书,要自己出钱请刻字工人刻好模板才能印。李时珍是个穷医生,哪里有什么钱来请人刻书呢!他在南京城奔波了好久,可是那些书商认为刻这种书不能赚钱,都不愿意刻印。没有办法,李时珍只好返回家乡,刻书的事只好放下来了。

    后来,一些急需用《本草纲目》这部书的人,看到书印不出来,就自己动手把书抄下来用,《本草纲目》就这样开始流传开来。直到几年之后,一位喜欢藏书的人,看到了这部书的手抄本,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愿意出钱把书印出来,李时珍的愿望才得以实现。这时候,离书稿完成时快有十年了。

    1569年,《本草纲目》这部举世闻名的医药学巨著终于刊行了。可是,李时珍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已经在三年前离开人世了。他生前没有能看到自己用毕生精力编写的书印出来,这该是一件多么大的憾事啊!

    《本草纲目》问世不久,明神宗下令要各地献书。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按照父亲的遗愿,把《本草纲目》献给了朝廷,希望朝廷把书翻刻出来,让书流传的更广。可是,昏庸的明神宗只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字,就放到一边不管了。直到后来,在张居正的极力推荐下,明神宗才知道《本草纲目》的实用价值,下令饭刻印行。从此,《本草纲目》开始在国内广为流传,成为中医案头必备的书。后来,它又流传到国外,先后被译成了英、日、德拉丁等许多种文字,流传于全世界。

    《本草纲目》全书共五十二卷,有一百九十多万字,记载的药物1892种,每种药物都详细地记述了产地、形状、颜色、气味、功用和采集、制作的方法。对不常见的和易于搞混的药还附有1160幅插图,这些图形形象逼真,使人很容易辨认。在书里,李时珍不但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还增补了374种新药。更为可贵的是,书里收集的1800多种药物,绝大部分都经过了李时珍的反复验证,除了记述的药物外,《本草纲目》里还搜集了一万一千多个药方,并对各种药物如何使用,也都做了详细的介绍。特别是李时珍在书里创制的植物分类法,比欧洲科学家提出来的时间早了一百多年。尽管这部书对某些药物的记述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可是直到今天,它还是人们经常应用的医药书。《本草纲目》这部书无论从规模上、内容丰富上和涉及范围的广泛上,都是古代任何一部本草书所比不上的。它真是一部伟大的医药学巨著。

正文 4、地质之光李四光(一)

    李四光(1889—1971),地质学家。地质力学创始人。原名仲揆,湖北黄冈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以前,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早年对虫筳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作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部之(虫筳)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地震地质》以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一、省城求学

    从黄冈县城往北走25公里,有一个云遮雾罩、丘陵环抱的小村子,名叫张家湾,这是李四光的家乡。20世纪初,李四光还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当时的名字叫李仲揆。仲揆十二岁,跟父母亲提出想去省城读书。父亲李卓候早就存心送二儿子上学深造,只是忧虑家里收入不宽裕,学费、路费,不好筹措。现在儿子自己提出上学要求,他马上答应。第二天,他求亲告友,凑了一些钱。母亲龚氏不识字,可她嫁到这样一个读书人家,完全清楚孩子读书上进是第一等大事。她连夜给儿子缝了一件蓝棉袍,准备了简单行囊。于是仲揆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村庄,毅然上路,直奔省城武昌去了。

    这个第一次出门的少年一路打听,终于找到省学务处,水陆街守备衙门。这里门庭若市,拥挤着报名考学的人,比过去的科举还热闹。仲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明白这是决定命运的关头,心里不免紧张。到了报名处,人家递给他一张表格,上面有姓名、籍贯、年龄等栏目。他是头一次拿到这东西,填写时心中慌乱,把年龄填到姓名栏里,写了“十四”二字。办事人已经嘱咐不再给表,不许填错,仲揆发现写错了,心里一惊。可是他灵机一动,把“十”字加“八”加“子”成了他的姓,于是姓名成了“李四”。但觉得“李四”这名字太俗,抬头思索,眼光正碰上厅堂前的匾,匾上四个字“光被四表”,令他心中一喜,在”四”字后写了个“光”字。他就用自己偶然间的命名参加了人学考试,成绩很好,于是李四光被录取,分配在武昌五路高等小学堂(分东西南北中五路)的西路学校。学生住宿,伙食和学习用品由学校供给,每月补贴六元大洋。

    李四光到了新的求学环境,立刻给父母写信报告。一个从农村来的孩子,能有这个深造该书机会多么可贵!李四光完全明白,在学习上更加努力。学校开设的课程不少,有读经、修身、算术、中文、历史、地理和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当时称“格致”)。学校规定,每月考试一次,前五名的都可享受官费,保送到外国(英、美、法、德或日本)留学。李四光入学后三次考试都列在第一名,但是几次公布的保送出国留学的名单里却没有他。四光觉得奇怪,一个要好的同学悄悄告诉他:“你是农村来的穷人家孩子,一无门第,二无靠山,他们把你挤掉了。”四光听了,少年气盛,一怒之下离开学堂表示抗议。

    一个陌生的大城市,他能跑到哪儿去?学校派人把他找回来。学堂的监督见了他竟斥责他说:“你要逃走么?把学膳费交回来,二十一两银子!”李四光气愤得脸色通红,眼含泪水,质问道:“学堂规定,考了前五名就送去留学,我三次考都第一,凭什么不送我?”校方本想压制无钱无势的农村孩子,不料遇到了李四光的抵制。他们极力狡辩,却也怕事情闹大。这时有位姓张的教师,做过李卓候的学生,得知四光受委屈,就出来说情,建议校方准许四光再考一次,如果落榜,怪他自己不争气,如果仍旧名列前茅,学堂理应按规定保送他留学。

    这也是关系学堂名声信誉的事。学校接受了这位教师的建议,在下次考试中,李四光的成绩仍赫然列在第一名。1904年7月,李四光终于以优异成绩,被破格选派赴日本留学。湖北省督抚致外务部的呈文中,李四光的名字列在上面,呈文称:“第二高等小学堂学生李四光……等,均堪由官费派往日本留学,以资造就。”与他一起被保送的武昌高小学生一共四名。李四光回黄冈家乡,辞别父母,吃了一顿丰盛的团圆宴,欣然上路。这一次的出门是出洋。他到上海会同九名留日学生登上了赴日本的海轮。

正文 4、地质之光李四光(二)

    二、致力科研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1905年他和友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筹组同盟会的活动,并宣誓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抚摸着他的头说:“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当时他年仅16岁。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辛亥革命后,他不满袁世凯、黎元洪篡夺革命果实的行径。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于是,他辞去政府高官,于1913年再次出国留学,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师从包尔顿教授学习地质,从而与地球科学结缘,走上了艰巨而又光辉的科学道路。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1920年李四光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授。执教期间,他对中国北方,特别是山西虫筳科化石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求揭示石炭二叠纪太原系的地层层序和煤层层位,满足煤田工作的需要。后来又把这项研究延伸到华南,因为华南石炭纪和二叠纪灰岩分布广泛,虫筳科化石丰富,他采集了大量(虫筳)科化石标本,详细研究了它们的壳体构造,从而建立了虫筳科化石分类标准。该标准被广泛接受和采用;他有关虫筳科化石的研究,著述甚多,其所著《中国北部之(虫筳)科》(1921年出版)奠定了(虫筳)科化石分类、演化、分布及应用的基础,解决了长期未划分的华北石炭二叠纪太原系和广泛分布于华南的石炭纪、二叠纪灰岩的地层问题。在地层学方面,他还和赵亚曾于1924年首次测制并详细研究了长江三峡地层剖面,这一标准剖面后来被广泛应用,并用来同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南的早古生代——晚前寒武纪地层进行对比。

    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为祖国赢得的第一荣誉,就是发现了中国内地有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大量的实据,推翻了那些国内外学术权威认为在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理论,为我国进行地质研究,奠定了真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1921年他带领学生野外实习时,在太行山东麓首次发现中国第四纪冰川,此后,在长江中下游、江西庐山、安徽黄山和华南其他地方,开展进一步调查,收集到更多冰川流行的证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的文章,其中《冰期之庐山》是其代表作之一。经他根据调查的大量资料鉴定后,确定了鄱阳、大牯、庐山三次冰期和两次间冰期,后又提出鄱阳冰期之前还有更老的亚冰期存在。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确立,是我国第四纪地层学和气候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在生产实践上对寻找地下水资源、砂金矿床、选定工程建设场址,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有成效的。

    在他致力于华东石炭——二叠纪地层工作时,发现这些地层北方主要是陆相碎屑沉积,夹有海相灰岩,而在南方则主要是海相灰岩。这表明从北往南,海水加深。经他对大陆上海水进退规程的初步探索,得出一种假说:大陆上海水的进退有可能由赤道向两极和由两极向赤道的方向性运动。这种方向性运动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地球自转速度在漫长的地质时代中反复发生了时快时慢的变化所引起的。从而提出构成大陆的岩石受到长期地应力作用会发生刚性和塑性形变,他根据多年野外工作经验,发现存在于地球表面的一切形变(构造)现象,它们的方位,对地球自转轴来说,是有规律的。他指出:一切具有成因联系的构造形迹,经常按照一定形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体系,即构造体系。他把构造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纬向构造体系;在中国境内有三条东西走向的构造带,即天山——阴山东西构造带,昆仑山——秦岭东西构造带和南岭东西构造带。第二,经向构造带;第三,各种扭动构造,包括山字型构造、多字型构造、入字型构造、棋盘格式构造和旋扭构造,其中规模较大的扭动构造体系是中国东部北北东一——北东向的新华夏系,以及各种旋卷构造等。并建立了地质力学的工作方法和步骤,他提出,岩石对应力作用的反应,主要决定岩石的力学性质,应力作用的时间长短以及岩石所处的物理条件,特别是所在地的热状态。李四光关于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的思想,先后较系统的发表在《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地质力学概论》等著作中,对这样一门边缘学科,他觉得用“地质力学”这一词更为确切。

    1927年,李四光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邀请,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并首任所长,任职二十余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辗转数千公里,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坚持地质科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他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不辞艰辛、呕心沥血,培养了大量人才;从事科学研究,不依赖洋人,不迷信权威,在第四纪冰川、微体古生物、地质力学等领域做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杰出的科学成果。

正文 4、地质之光李四光(三)

    三、秘密回国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李四光为什么会那么坚定地返回新中国?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几次大的变革。辛亥革命的经历,使他得出应以科学来改变旧中国面貌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科学救国”的理想已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之间混战不已,没有一个管老百姓的死活。南京政府时期,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看到爱国青年仍然受到追捕迫害,他曾化名在报上发表过一些讽刺、责骂的文章。1927年底,李四光应蔡元培之约,离开北大校园到南京主持筹建地质研究所,随后担任所长。这期间,李四光心情非常压抑。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搞的“四•一二”大屠杀,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惨案使他深为痛心。他写到:“乱世之劫,形骸之秽,任之听之。此并非求哲理以自解,事实实如斯也。”失望之情,无以言表。1932年李四光重返北大地质系授课时,北大师生正准备为遇害的李大钊先生举行公葬,李四光得到消息后,立即拿出一笔钱送去。他还特地定制了一只大铜墨盒,在盒盖上刻着李大钊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十个字作为铭记。1933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特务暗杀,李四光非常气愤,把刚鉴定出来的一个古生物化石新属以杨铨的名字来命名,用这种科学家特有的方式表示纪念与抗议。鉴于李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部长、大学校长或驻英大使,都被他拒绝。

    1937年夏天,李四光到庐山考察。当时,日本刚刚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身在庐山的蒋介石、汪精卫邀请社会名流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李四光一见面就直抒己见:“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汪精卫却大谈不对日作战的歪理。李四光毫不让步,忽地站起身来,拍着桌子与他争执起来,“不抗日会亡国,老百姓不能答应!”回到住处,他愤怒地对友人说道:“汪精卫是个卖国贼,此人可杀!”

    在困顿与痛苦中,李四光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说:“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这就是他在国外那么热切地怀念祖国、那么坚定地返回新中国的一个根由。

    1948年8月25日,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在伦敦开幕。李四光作为中国地质科学家的代表,在会上宣读了论文。会议结束之后,李四光夫妇来到了博恩默思海滨公寓,在静养身体的同时,观察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接到信后,李四光立即定好了由马赛开往香港的船票。

    但是由于当时英国到远东的船很少,要等半年时间才能起程。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北京召开,李四光作为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代表之一,列入了政协会议名单,海内外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李四光的名字出现在国内外大小报纸上。怀着兴奋激动心情的李四光,此刻恨不得马上回到新中国。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却在策划一个阻挠李四光回国的阴谋。国民党外交部密令驻英大使,要求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否则随时都可以扣留李四光。李四光从朋友处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回国。当晚,他单身一人渡过英伦海峡,来到法国。夫人许淑彬也起程秘密回国,3个月后,他们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周恩来反复计算着李四光的行程,他指示叶剑英和华南军政委员会,要尽快查明情况,立即找到李四光的确切消息。

    在党中央的精密安排下,1950年4月下旬,李四光夫妇回到了北京,受到人民政府的高级礼遇。住下来的第二天,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下午有人来看望他。黄昏时分客人来了,一见面才知道是他仰慕已久的周恩来。“李教授,您辛苦了!”周恩来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李四光的手问候道。随后,又礼貌地与许淑彬握手。李四光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动情地说:“我回国之事一直让您操劳,您受累了!”周恩来慈祥地说:“您回来了,全国的地质工作者就有了领头人,就有了主心骨。新中国是从废墟上建起来的,迫切需要您为祖国的建设服务啊。”李四光表示:“我希望将来能仍回南京继续搞地质科学研究工作。”周恩来笑着摆摆手说:“您要为新中国挑更重的担子啊!”中央希望他留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协助郭沫若院长作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郭老是诗人,也搞社会科学,但主要是文学家。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有自己的脾气,讲求实际多一些。郭老待人非常诚恳,非常真挚,相信你们在一起工作是会配合的很好的。”

    在3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李四光认真地听着总理的每一句话。在日后的科学院工作中,李四光牢记周总理的教诲,与郭沫若配合默契。

    李四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同时还参加了同期召开的高教会议和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在政协会议上,李四光的发言受到毛主席的赞扬:“李四光的讲话是科学的、爱国的、反帝的!”会议期间,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李四光。一见面,毛主席就说:“李四光先生,你回来了,欢迎你。你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讲的好!”由于时间很短,李四光来不及与主席详谈,但毛主席诚挚、谦逊和鼓励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他。李四光真正感到了中国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他看到了中国人民科学事业的一片曙光!

正文 4、地质之光李四光(四)

    四、独创地质力学理论

    解放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当时全国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进口。

    外国地质学家断定中国是贫油国。

    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把李四光请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十分担心地问李四光:“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十分肯定地说:“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

    李四光是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他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

    过去国外的地质学家认为:石油主要生成在新生代第三纪的海相或浅海相的沉积层内,中国的这种浅海相地层不多,因而就断言中国是贫油的国家。李四光认为:找石油不在于有没有海相地层,而在于有没有生油的条件。海相地层和陆相地层都可以生油。初生的油混在泥沙中,点点滴滴,必须有合适的构造,把油藏集中起来,才有开采的价值。他指出应当先找具有生油条件的地区,再找储油构造。

    李四光独创了地质力学理论,他研究分析后总结出几条石油生成的条件,根据这个理论划分了几条构造带。中国这几条沿着北北东方向呈雁行排列的隆起,现在称为山脉,实际上是地球自转运动时形成的褶皱,是一种扭动性构造。这个构造体系叫新华夏系。从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这是一条沉降带,具有很好的储油远景。从东北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又是一条沉降带,在古地质史上,都具有良好的低等生物生长繁殖的条件。由于地层不断沉降,周围隆起的地区不断冲入泥沙,将生物遗体掩盖得很好。因而具有良好的生油条件。经扭动后,将石油趋动出来,储存在某些合适的储油构造里。他认为当前找油比较现实的地区是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远景地区是准噶尔、塔里木、柴达木等盆地。海上资源也不比陆上差。

    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1955年李四光致信陈云同志,表述了对石油勘探工作的意见。中央根据这些意见和理论调整方针后,有关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李四光独创了地质力学理论,据此找到了铀,为发展原子能工业提供了原料保证。用这一理论找铬、找金刚石、找煤,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正文 4、地质之光李四光(五)

    五、光荣入党

    李四光的少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欺侮中国的时代。人民受难,祖国受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创痛,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15岁时,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被派赴日本官费留学,不久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献身于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事业。1910年,旅居日本六年之久的李四光返回祖国,翌年便参加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了,革命成功了,踌躇满志的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希望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然而,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北洋军阀倒行逆施,李四光耻于与其为伍,愤然辞职。

    革命未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救国救民的路在哪里﹖李四光苦苦思索着。他想起留学日本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于是决定走科学救国的道路。1913年,他远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攻研地质,把为富民强国而寻找地下资源当作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学成之后,他拒绝了国外的高薪聘用,于1920年毅然回到祖国,接受蔡元培先生邀请,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系主任等职。1928年,李四光与丁西林等筹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并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期间,他面对那些藐视中国的外国人,傲骨凌霜,不卑不亢,以卓越的科学成就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作为单个的人,他在国外处处受到尊敬,但是作为中国大家庭的一员,他又时时感受到国弱民穷、列强欺凌之苦,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这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环境恶劣,知识分子虽才华横溢,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但其理想却无法实现。

    当个人奋斗、科学救国之梦想破灭后,他逐渐认识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最终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面前,要迅速地富强起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肯定是没有其他路可走的。要走社会主义的路,除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也肯定是没有其他路线可循的。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来领导,肯定也是不行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当1949年行将灭亡的国民党政府要求地质学院迁往台湾时,正在英国考察的李四光发电报劝告地质学院拒迁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他闻讯后历经艰难险阻,于1950年春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李四光青春焕发,扬眉吐气,感到腰板硬了,信心足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他说:“就一个世纪来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他以能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而骄傲、自豪,并暗暗下决心,争取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为此,他把满腔的爱国热忱化作报国之志,以自己半生的科学积累,积极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用自己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作指导,为国家找到丰富的石油矿藏,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1958年12月,党组织根据李四光的申请和表现,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位身经两个时代和坎坷旅程的老科学家陶醉了,莫大的幸福拥抱着他。当时已临近古稀之年的李四光竟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此后,他一直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还为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编写了《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一书,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爱戴,被周恩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正文 4、地质之光李四光(六)

    六、地震研究和地震预报

    中国是一个多震的国家,但过去只有地震记录,而从无地震预报,也不知从哪里入手研究地震预报。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李四光运用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进行了地震地质及地震预测预报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进展。

    他认为地震的发生,有一个自身的发展过程。由于地下岩层在一定部位受到地应力的作用,地应力不断积累加强,达到岩层承受不少的程度时,就会发生地震,通过地震波传到周围地区。他运用这一原理,在地壳活动的地带,用不同的方法测定地应力集中加强与释放的过程。从而找到了预报地震的根本途径。

    1962年新丰江地震后,他就组织力量研究地震的预测预报方法。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邢台地震情况,李四光指导把经过他亲自挑选的地质研究所的测量地应力的元件和装置迅速运到震区。那天,正好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李四光就和夫人一同来到实验室,看着大家组装设备,并且还叫女儿来帮忙。这一天,他们都整整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也没有喝一口水。

    3月20日的强烈地震发生以后,李四光不顾自已77岁的高龄,坚决要求到灾区去看一看。他对劝阻他的医生和亲人说:“你们不要拦我。总理都冒着生命危险四次去了灾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怎么能贪生怕死呆在病床上呢!”

    中央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批准了他的申请。李四光刚下火车,马上就到科学院的观测点去了解那里的仪器工作情况,然后马不停蹄地到尧山地应力站去考察。他认真地研究了工作人员绘制的应力值变化曲线,又听取了在震区工作的同志的汇报,并和他们一起分析这两次大震发生的原因,如何解决地震预报的方法和怎样估计地震今后的发展趋势。中午早就过去了,工作人员请他吃点东西、喝点水,他摇摇头说:“我是搞地质的,一天不吃不喝都没关系,这点基本功是有的。来一趟不容易,我得抓紧时间工作,要多看点多听点。”紧接着,他又忙着去尧山站周围的地区去察看这个地区的地质情况。

    这样,一直忙到天黑,他才启程回北京。

    李四光先生到灾区考察的那天,附近的老乡们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在那个小山上忙了一整天,不知道是谁,就去问观测站的工作人员。当他们得知他就是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时候,都异常惊喜,异口同声地说:“这真是人民的科学家!”

    李四光亲赴现场考察,深感地震预报工作抓晚了,决心抓紧这项工作。他还亲自指导制造测量地应力的仪器,用这种仪器和方法,成功地预报了1967年河间县地震。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周总理紧急找他,说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发生7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去住。周总理问:“李老,你的看法怎样,真是这么急吗?”李四光马上给当地的一些地应力观察站打电话了解情况,根据无异常变化的反映及自己的分析判断,对周总理说明不必发警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四光的判断:该地没有发生强烈地震。

    为了京津地区人民的安全,他多次跋山涉水,深入房山、密云、延庆、三河等县,考察地震地质。这时他已是八十高龄,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但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防震测震事业上。

    他正确地指出。邢台地震和河间地震,同属于构造地震,都是由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活动引起的。邢台地震后,地应力沿邢台向东北、西南方向集中,西南因有秦岭纬向构造带而被隔断,因而向东北发展的可能性就更大。比如冀东的滦县、迁安,东西构造带范围很大,发生震群的话,可能延续的时间长,释放的能量也比较大。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时李四光已经逝世,但他的论断和预言,却得到了证实。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正文 5、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是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中国近代气象事业主要奠基人。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1955年,竺可桢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土(学部委员)。

    1890年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粮商之家。他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15岁时进入上诲澄衷学堂,16岁进唐山矿路学堂读书。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适讥笑说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的身体始终健康。

    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成绩取得赴美留学生资格后,认为中国万事以农为本,便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当时美国政府将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中付给自己的部分拿出,作为在华开办学校及招收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实际是想用中国自己的钱培植亲美势力。竺可桢出国,正是作为第二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在旧中国内战频繁的条件下,这批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1913年他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其幼时即喜爱的气象学。

    竺可桢是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而奠定这个“宗师”称号的基础,正如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施雅风院士所言,是竺可桢“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

    1918年秋,竺可桢在获得哈费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美留学期间,竺可桢的父、兄相继过世,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竺可桢应邀去了工资较高的武昌高师。该校学生大多是湖北、湖南人,几乎都听不懂竺可桢的绍兴口音,要通过讲义才能弄明白课程内容,竺可桢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去刻印讲义。而且师生间的课内外交流也相当困难。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师又以日本留学生为多,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主张也得不到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而云集了一大批留美学者的南高师,正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迹象。1920年,南高师校长、留美博士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就在这一年的夏季,竺可桢调进了南高师,在文史地部教授气象学,同时教授理化部的微积分和农科的地质学。

    当时的南高师文史地部分文学、哲学、历史、地理4系。地理系虽称作是系,专门化课程却不多,与传统意义上的“舆地科”殊无二致。竺可桢认为,满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决策者因缺乏地理知识而铸成的大错。他还向人们举例说,日本人对于中国地理甚是熟稔,出版的中国地理书“指不胜数”,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当时的美国已有头等测候所200多个,而中国只有上海、香港等二、三处外国人办的测候所。对此,他深感耻辱,并大声疾呼要“组织机关,捐募巨款,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类)及动植物、矿产”。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要创办新型的地学系,培养相当数量的为振兴中国服务的、不受外国人控制的地学家。

    1920年底,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以南高师为基础宣告成立。以此为契机,竺可桢主张突破地理系专业过于狭窄的樊篱,成立一个新型的大地学系。校长郭秉文、教务主任陶行知等人采纳了他的这一颇有创意和远见的建议,于是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在东南大学文理科下正式成立,竺可桢被聘为系主任。

    新地学系和旧地理系相比,所涵盖的领域要宽泛得多。它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开设有地学通论、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世界气候、矿物学、地形测量、地图学、历史地质学、地质考察等新式课程。竺可桢亲自讲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地理、世界气候四门课程。

    新地学系所以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实验实习的训练。为了让学生能够进行气象实习,地学系在校内建立了测候所,让学生轮流观察、记录和分析。为了增强实践环节,竺可桢规定野外实习为地学系各科的必修课程。雨花台、紫金山、栖霞山、方山、龙潭等地都是地学系师生常去的地方,通常都是走去走回,而走在最前面的往往就是身材瘦小的竺可桢。他边走边指导学生在野外自行观察、发现、采集标本。几年之间,师生采集的各种岩石、矿物、古生物化石等标本便已让人应接不暇了。以此为基础,东大在科学馆建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质标本室,并通过与国外交换或购买岩矿、化石等标本,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标本室。

    竺可桢异常重视学生自学习惯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和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教授合作,指导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在校内创办《史地学报》,刊登师生的著译作品。他鼓励学生从中外报刊中摘录地理学最新动态,经他审校,编成《地理新资料》,在《史地学报》中连续刊出,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扩大了师生视野。他指导陈训慈撰写有关世界石油问题的论文,并推荐给《东方杂志》发表;指导朱炳海翻译美国著名气象学家威列特的《雾与航空》一文,并介绍给《科学》杂志发表,等等。学生著译文章,凡经他手的,他都认真校核,细心润饰修改。他自己的名字自然是从来不署的,开始有的学生还把老师的名字写上——写在最前面,可他从不应允,又怕学生过意不去,便加上一句“托辞”:“老师怎么能与学生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呢?”。至于考试的形式,则常常是由专题写作替代“闭卷”考试。他的学生几乎都认为这种“同学自修,课外研究,老师指导”的教学方法,对他们帮助极大。

    地学系在竺可桢等人的治理下声誉鹊起,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很快便与北京大学地质系齐名,南北相映,各有千秋,成为当时中国培养地学人才的两处摇篮。譬如,张其昀、胡焕庸、向达、王庸、吕炯、陈训慈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都是东大地学系这一时期的毕业生。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时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位是中国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后来创办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另一位便是后来做过中央大学教务长的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

    胡焕庸(1901-1998),1919年考入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三班。次年,竺可桢来校任教。竺可桢对胡焕庸很是赏识,精心指导他和张其昀等6位同学翻译了曾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顾问的著名地理学家鲍曼的新书《战后新世界》(《THeNewWorld》),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作为他们的毕业纪念。胡焕庸毕业后,又在竺可桢的帮助下,去法、德留学,攻读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

    1928年胡焕庸学成归国。此时的竺可桢,既是中央大学地学系的主任,又是筹建中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认为大学和研究所都急需胡焕庸这样的俊彦英才。如何发挥胡焕庸的作用,一下子倒成了竺可桢无法解答的难题。他只好叫胡焕庸自己作主:“你喜欢在哪边工作就到哪边去吧。”而此时,胡焕庸也正在左右为难:“一切遵从老师安排就是。”这样一来,竺可桢就更犯难了:“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必须兼得!”竺可桢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两者必须兼得”,微微一笑,问胡焕庸:“你是不是既想到中央大学搞教学,又想到气象研究所搞研究?”“是的,是的。”竺可桢紧接着又问:“可是你却觉得既不能去中大,也不能去研究所?”“对极,对极!”竺可桢双手一抬,愉悦地说道:“关键是要两全齐美,这样吧,你在两边工作,半天在系里,半天在所里,工资各领一半,不偏不倚,你就做第一个合聘者吧。”胡焕庸听完老师的话,不由笑了。

    一年以后,竺可桢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而去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胡焕庸接替了系主任一职,并将“重心”逐渐过渡到了系里;不过,师生两人仍在继续为“对方”工作,只是都变成“兼职”了。

    192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由于浙大是从“求是”学堂演变发展而来,他时时提醒浙大师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所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在任13年间,他为浙大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提出“求是”二字为校训。

    抗战期间,浙大为避免陷入日寇铁蹄之下而向山区搬迁。竺可帧为选校址在外奔波,妻子张恢魂与次子竺衡先后病逝,浙大师生闻讯后均为之感动不已。抗战胜利后,竺可帧对浙大师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爱国运动给予支持,所以在校内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始终占上风,以致国民党特务骂浙大是“共产党的租界”。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帧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竺可桢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要求,前往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7月,竺可帧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在随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郭沫若任院长)。他首先着手组织成立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又主持完成了划分中国自然区划、制定国家大地图案等工作。他还先后组织了多次大型综合考察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1950年6月,地理研究所筹备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竺可桢受命担任筹备处主任。同年9月,竺可桢赶到南京,主持了第二次筹备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在制图方面,第一步是开展百万分之一地图工作,因为这是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基本图件;在测量方面,基本工作是经纬度的测量;在地理工作方面,工作重心应放在黄河流域。这次在南京期间,他了解到地理所非常缺乏有关的学术书籍和资料,但一时又配置不齐时,就把自己的一箱二十四史放在地理所的图书馆里,供大家使用。

    竺可桢是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奠基人,他自1956年起领导创建了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他亲自组织、参加了一系列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的综合考察工作,为开创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研究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作为我国自然资源考察工作的领导者,竺可桢以一个科学家的深刻眼光,在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综合"二字。他反复强调要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自然资源同很多有关自然因素都有其内在的密切联系;同时,任何一种资源都有多种利用途径和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对待资源的开发必须抱有整体观点、全局观点,使自然资源能按照其本身的特点与国家整体的需要,得到最合理、最充分的利用。

    在制订1956年至1968年我国远景科学发展规划过程中,竺可桢组织有关科学家制订了对以后全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具有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的四项综合考察任务: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重要河流水利资源综合考察和综合利用的研究。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了25个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有数百个单位、一万余人次参加了这些考察工作。这些考察积累了大批珍贵的科学资料,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不仅促进了资源科学和地学、生物学的发展,而且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大大地促进了资源科学和地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

    在竺可桢的推动下,1954年我国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状况的调查开始了,继而又在黑龙江、新疆等地区开展了资源综合考察,在我国南方开展了热带生物资源调查。从1958年开始,竺可桢率领的科学考察队伍向沙漠进军,为治沙,对分布在北部地区五省(区)的浩瀚沙漠展开了全面调查。为解决河西走廊地区农业发展与水源不足的矛盾,竺可桢从冰雪资源的调查入手,进行融冰化雪的实验;为解决我国北部和西北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自然面貌,发展这些地区的生产力,他组织协调了南水北调的可行性方案选择……

    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竺可桢并不仅仅是一般地听取考察进展情况的汇报,而且以极大的热忱亲临第一线,深入现场考察。他几次去黄土高原考察水土流失状况和保持措施;南至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密林中考察热带生物资源和培育问题;北至黑龙江沿着漫长的江流考察水能利用和沼泽开发问题;几度西行到达内蒙古、宁夏、甘肃的河西和新疆的天山南北,考察沙漠治理、盐土改良和其他的干旱区地理问题。71岁那年,竺可桢参加南水北调考察队,北登海拔4000米左右的四川阿坝高原,南下深峻的雅砻江峡谷,曾在一天内步行攀越一座高5000米的山岭,再下到深1000米的山谷。他最后一次出去参加野外考察,是在1965年,那时他已75岁高龄。

    竺可桢对我国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地理学和地理方向的气候、气象研究,其中又以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最为卓越,也正是在国际科学界的这一研究领域最早使他成为知名的科学家。

    在进行气候变化研究的几十年间,竺可桢以科学态度在古代文献间的经、史、子、集以至方志、游记、日记中搜集与自然有关的记述,细加审查,去粗取精,并以他所掌握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来整理这些资料。日积月累,使他对于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已经可以厚积薄发了。1961年的《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与1972年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两文可以代表他深入研究气候变迁的成果。

    前一篇文章首先征引有关北冰洋海冰衰减、海豹和鳘鱼分布区域北移、苏联冻土带的北界向高纬度转进、世界高山冰川退却、海面提升等确切的记载,证明20世纪气候变暖的事实,随后追溯整个历史时期以至第四纪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论述尤为详细,并以中国历史上的寒冬与欧洲记录相比较,发现17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是一致的。在此文中,竺可桢同志重申他过去的论断,认为“世界各国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是带有普遍性而且是有一定规律的波动,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作直线的下降或上升”。该文最后列举气候波动的可能原因,认为太阳辐射能强度的变化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我国太阳黑子记载起于公元前43年,北极光记载起于公元前32年。文中指出由2世纪至17世纪,每一世纪太阳黑子和北极光记录次数与寒冬出现次数,增加减少大体相当。这对于研究气候变化的起因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线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以“初步研究”为名,实际上是竺可桢在“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这一科学领域数十年辛勤劳动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旨在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竺可桢按所用资料的性质将五千年区分为四个时期。公元前3000-公元1100年,考古资料是最主要的依据;这以后物候记载便成为主要资料来源;从公元1400年左右起,编修方志的风尚亦日益兴盛,物候记载大半收入方志之中,查索颇为方便;1900年以后,用仪器观测的现代气象学记录逐渐成为主导。竺可桢将各种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几点结论:(1)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2000年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约高2℃,一月温度约高3-5℃;(2)此后有一系列摆动,摆动幅度为1-2℃,最低温度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3)在每一个400~800年间,又有周期50-100年的小循环,温度变动范围1-0.5℃;(4)气候波动是全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在东亚太平洋海岸出现,然后见于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海岸。竺可桢认为气候的大变动是受太阳辐射控制的,如第四纪冰期与间冰期的更迭,世界各地步调相符。小变动,如年温度升降1-2℃,则为大气环流所左右,可因大陆性或海洋性的差异而有不同。所以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相当复杂,不能以某时期某些地方所表现出的规律作为普遍规律。竺可桢的这一著作立论科学而严谨,为国内外学术界推崇。

    竺可桢先生还是我国现代物候学的奠基人。他从1921年就开始亲自观测、记录和探究物候现象。

    从1921-1925年,1928-1931年,竺先生在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在南京作了九年的物候观察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竺先生一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从1950-1973年二十四年中不间断地观测记录了北京的物候。因此,在竺先生和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一书中,把南京和北京两地的物候作了比较和分析,发现两地物候非常有规律。例如洋槐花盛开和柳絮飞,南京的比北京的早9天;回归的燕子在两地开始露脸后,之后的32天,开始听到布谷鸟的鸣叫,并且这两种鸟的出现,北京比南京都迟18天。不起眼的记录实际上却是多年观测得出的可贵结果。

    再如燕子归来,根据竺先生24年间在北京所作的观测记录,最早的一年是1955年4月12日,最迟的一年是1965年4月25日,相差13天;又如杏树开始开花,最早一年是3月25日,最迟一年是4月13日,相差19天。竺先生选择了北京的杏树始花等七种物候现象绘成了曲线图,使人一目了然,当某年的某种物候现象迟了,其他六种也跟着较迟出现。因此,根据物候观测去预告农时,是简易而又科学的方法。

    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

    “1964年2月6日,温度1℃——4.4℃,气压764毫米,地上积雪半寸。”竺可桢用红笔写了一段日记。这天下午1点半钟,他应邀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雪后初晴,玉树琼枝,掩映如画。他走进毛主席的卧室,毛主席笑容满面,同他握手,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农业八字宪法还可以加上“光”和“气”两个字。”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接着,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谈起太阳光怎样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的问题说,光辛辛苦苦地工作,不充分利用它,可惜。竺可桢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研究的经过和结果。

    一会儿,李四光和钱学森两位科学家也应邀先后来到。屋里的气氛更加活跃了。毛主席同3位科学家广泛地谈到地球形成和生物进化,地质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气候变迁,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正电子和负电子的辩证法等等问题。3位科学家用心聆听毛主席的话,得到新的启示。座间谈笑风生,不觉已是暮色苍茫。临别时,毛主席对大家说,还有什么著作,送给他看看。第二天,竺可桢写了一封工工整整的信,把《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两本书送给毛主席。

    竺可桢是我国科学普及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是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典范,他为科普事业辛勤耕耘,作出了不朽贡献。1918年竺可桢由美回国后,在历任高等学校教授和创建气象所期间,一本初衷,仍积极从事科普活动。他结合教学与科研工作,就自己专长的气象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撰写了30多篇科普文章,作了多次科普报告,《论早婚几姻属嫁娶之害》、《空中航行之历史》、《彗星》等优秀科普文章,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今日看来仍为科普方面的上乘之作。

    1936—1949年竺可桢在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虽身处内忧外患动荡艰辛年代,仍始终坚持发动广大师生面向社会开展科普工作,在浙大西迁途中,尽管条件异常艰苦,除继续举办各种科普报告外,还举办科学展览会。在《科学画报》、《教与学》、《大众科学》、《气象杂志》刊物上发表科普文章,还为大中小学作科普报告,受到好评,不仅普及了科学技术知识,且增强了学生抗战救国信心。

    建国后,担任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科协副主席期间,仍不遗余力地倡导和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员从事科普工作。他对科普工作锲而不舍,作品数量和质量都越过他一生中以往各时期,先后发表及未发表科普作品达60余篇。

    建国前夕,他在政协会议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他率先建议,发展自然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应单独增列一条。受到各方重视,被采纳。

    《物候学》是竺可桢众多科普著作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他坚持求是精神、立足祖国乡土,以科学方法、独创精神,倾注毕生心力的不朽科普杰作。是一本既传播科学知识,又切合实用的好书。受到生产实践者的欢迎。该书是历史文献结合科学观察的科普著作,将我国物候学带入了新纪元。总之《物候学》集中了竺可桢科普作品的突出特点,即题材出自实际、基础来自科研,内容充实,立论严谨,文字通俗、生动,具有文学色彩,是我国优秀科普图书的典范。

    竺可桢多次强调:科普和科学提高本身是分不开的,互为因果。在科学普及基础上,科学水平才容易提高;也只有在科学水准提高以后,普及工作方容易推动。如何把研究成果迅速地而又正确地应用到国家建设中去,科普工作者将发挥极大力量。

    竺可桢一生中从事科普创作领域之所以如此宽广、基础如此深厚,主要原因是他深刻地掌握悠久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又精通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并在实践中坚持把科普和科学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原则。

    竺可桢的文章深入浅出、立论周详、科普作品内容非常广泛,读者对象涉及各个层次。《论云》是1932年著名科普佳作。4000字的短文不仅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且说理透彻,科学知识容量极大,将云的组织及成因、云与雨天关系以及全球雨量情况、干旱原因、云量过多与日照关系等说理透彻,解答明晰。说明云的自然美和艺术美,全文比喻生动,富含诗意,深入浅出,浮想联翩。1960年他为儿童撰写的《变沙漠为绿洲》的通俗文章:“沙漠魔鬼把自己用风和沙武装起来。而太阳有时候也作了帮凶……”“它埋没我们的园地、掩盖我们的屋宇,摧毁我们的森林……”,又举出古今中外的实例,说明乱砍滥伐、放火烧山、历代战争造成“……风沙吹起,尘埃蔽天,白昼变黑夜,人烟萧条。读之使人触目惊心,深感征服沙漠是摆在人类面前迫不及待的任务,发挥了科普文章的动人魅力,他亲身考察沙漠的经历,用科学知识来解释海市蜃楼的神奇和鸣沙隆隆作响怪声的形成,从而戳穿了神话传说的骗局,破除了迷信。文章最后指出征服沙漠的道路及治沙取得的初步成就,既有深刻现实意义,又具有高度科学性,此文收录小学语文课本。

    《看风云舒卷》一书选编了竺可桢各方面的文章,分随笔、教育文选、专业论文、政论、日记摘抄五部分,反映了竺可桢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渊博的知识、求是的精神、严密的逻辑,文笔流畅、说服力强。竺可桢的作品还收录在《竺可桢文集》、《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中。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1973年5月27日,已是燕子归来、布谷鸟报到的时候。这天最高气温已达27度。下午5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会见美国科学家代表团,竺可桢也参加了。周总理亲切地告诉他:“你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我看到了。你还可以对世界气候变迁作些通俗的解释。”临别时,又对他说:“现在到21世纪还有1/4时间,郭老还有17年才100岁,你还有17岁才100岁,章士钊写书写到92岁。你还可以写出不少书来。”

    竺可桢深受感动,向周总理含笑致意。他想,我也写到92岁吧!然而,他的身体渐渐不好了。他仍然关心气候的变化。他在这一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气候界又在宣传地球变冷的消息,说列宁格勒近年比1940年左右低1℃。我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早已指出,这类1℃上下的变迁,过去5000年中极为普通,算不了地球变冷的证据。”他还用红笔在这段话前面写下“杞人忧天”4个字作为标题。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后的著作。

    1974年2月6日,是竺可桢临终的前一天。在病危时,他还不忘作科学研究的记录,用颤动的手执笔,在床上写下这天的天气情况:“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1—2级,晴转多云。”当时他已经不能到室外亲自观测温度,这是依照气象局的报告记录的,所以还注上“局报”两个字。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一直到他光辉的一生结束时,才同他心爱的科学研究分手。他留下了人民需要的科学遗产。他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以至今后,都会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长久地放出光彩。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正文 6、桥梁学家茅以升(一)

    茅以升(1896-1989)桥梁学家。字唐臣,江苏镇江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是中国近代桥梁工程学的重要奠基人。

    一、立志造桥

    1896年1月9日茅以升诞生在镇江五条街草巷。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

    为了锻炼记忆力。他每天早上就站在河边背诵古诗、古文。河面上,风帆往来,渔歌阵阵,他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沉浸在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海洋里。天长日久,他不仅背熟了许多古诗、古文,而且有效地增强了记忆力。一天,他的爷爷用毛笔抄写古文,他站在一旁默记。等爷爷搁下毛笔,他竟然把一篇《京都赋》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

    他不仅背诵古诗、古文,而且还不畏枯燥,背诵那些抽象的数字。一次,他看到有篇文章把圆周率的近似值写到小数点后面100位,就决定背诵这些枯燥的数字来锻炼记忆力。于是,他一节一节地来记这一长串数: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尽管很难记,但从小数点后十几位,到几十位,直到100位,他硬是熟练地背了下来。在他八十高寿时,他还能奇迹般地背诵少年时代记下的这100位数字。

    他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下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

    茅以升中学毕业后,先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毕业后,由唐山路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谁知该校注册处主任绮色佳傲慢地说:“中国唐山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必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注册。”经过考试后,茅以升的成绩极佳,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从此以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作研究生的,特许不再经过考试这一关了。茅以升于1917年获美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业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桥梁力学第二应力》,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因而荣获加利基理工学院颁发的金质奖。1919年12月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在交通大学唐山校任教授。茅以升说:“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14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方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正文 6、桥梁学家茅以升(二)

    二、修建钱塘江大桥

    提起钱塘江大桥,人们都会想到茅以升。茅以升自己也曾在多年后回忆:“自1919年12月,我归国为社会服务,在几十年的征程中,我所做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工程”。钱塘江大桥建成于抗日烽火之中,它不仅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同时它也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而这座大桥经历的一段传奇,却是最令人难忘的。

    上世纪30年代,正在兴建中的浙赣铁路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铁路公路两用的大桥。1934年,时任钱塘江大桥桥工处处长的茅以升,受命开始主持这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公路铁路双层钢铁大桥工程。茅以升想:中国的大川大河上,已有一些大桥了,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美国修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现俄罗斯)人修的,云南河口人字桥是法国人修的,沈阳浑河大桥是日本人修的……钱塘江大桥,我们中国人要自己修,证明我们中国人有能力修好这座现代化大桥,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干,我们不比别人无能。就这样茅以升对钱塘江大桥开始了总体设计。1934年初春,他以周密的勘测和精湛的设计,拿出了比当时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既好又省的方案。

    钱塘江又称钱江,地处入海口,潮水江流,汹涌澎湃,风波甚为险恶,其潮头壁立的钱江潮与随水流变迁无定的泥沙是建桥的两大难题。茅以升在造桥过程中,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曾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保证了大桥工程的进展。

    1937年这一年,世界上有两座著名的桥梁在建造过程当中,它们就是美国的旧金山金门大桥和中国的钱塘江大桥。5月28日,金门大桥竣工,茅以升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完成他的钱塘江大桥。有一天,他的总工程师出了一个上联,上联是八个字:钱塘江桥五行缺火。这个下联一直没有人能对出,但是不幸的历史事件就被言中了。

    大桥快要竣工之际,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了!钱塘江大桥还未交付使用就先经受了抗日战火的洗礼。8月14日就有三架日军飞机来工地轰炸,当时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水下30公尺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一片黑暗,原来因日军飞机轰炸,工地关闭了所有的电灯。这次是日机轰炸江、浙一带的第一次。

    工程未完,战火已烧到了钱塘江边。此时江中的桥墩,还有一座未完工,墩上的两孔钢梁无法安装。在此后的40多天里,建桥的工人们同仇敌忾,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冒着敌人炸弹爆炸的尘烟,夜以继日地加速赶工。1937年9月26日清晨,第一列火车从大桥上通过。在通车的当日,运送大批军火物资的列车就开始陆续从这座大桥上通过了。

    此后,上海的抗战形势一天比一天吃紧。同年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的一位教官在桥工处找到茅以升,向他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并简单地介绍了当前十分严峻的形势后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了!”南京政府的文件上,要求炸毁钱江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南京来人还透露,炸桥所需炸药及爆炸器材已直接由南京运来,就在外边的汽车上。

    集两年半心血建成的大桥,铁路刚刚通车,就要自己亲手去炸毁它,这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情。茅以升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同工程技术人员商量和慎重考虑后,最后订下了炸桥方案。

    当天晚上,所有的炸药就都安放到了南岸第二个桥墩内和五孔钢梁的杆件上,100多根引线,从一个个引爆点连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只等一声命令,就把大桥的五孔一墩全部炸毁。

    11月17日凌晨,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因大量难民涌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公路部分必须于当天全面通车。浙江省政府此时也不知道大桥上刚刚装置了炸药,因此事是高度保密的。大桥公路的路面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竣工了,只因怕敌机轰炸,尚未开放,现在何以又叫通车呢?原来,杭州三廊庙到西兴的过江义渡,平时每天就有一、二万人来往,上海战事爆发后,过江的人更多了,渡江的船本来就不够用,不意在16日又因故沉没了一只,等待过江的人太多,加上战事更紧,形势严重,迫不得已省政府才决定开放大桥。当日,大桥全面通车,这一天,得到消息的人们,从杭州、宁波远道而来,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六和塔下的钱塘江边,甚至连六和塔上也都站满了人。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时,两岸数十万群众掌声雷动,场面十分感人。但有谁能知道,数百公斤炸药此时就安置在桥身上,这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大桥在落成之日,竟然就已面临着被炸毁的命运!

    12月22日,日军进攻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了。钱江大桥上南渡的行人更多,固不必说。而铁路方面,上海和南京之间已不能通车,钱江大桥成了撤退的唯一通道,据当时的铁路局估计,22日这一天有300多台机车和超过2000节客货车通过大桥。

    第二天,1937年12月23日,日军开始攻打杭州。当天下午1点多钟,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3点,炸桥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他站在桥头看着桥上的黑压压涌过来的难民,心头涌起对日寇无比的愤怒。傍晚5时,日军骑兵扬起的尘烟已然隐隐可见,茅以升命令关闭大桥,禁止通行,实施爆破!

    随着一声巨响,这条1453米的卧江长龙被从六处截断。这座历经了925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耗资160万美元的现代化大桥,仅仅存在了89天。

    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茅以升在书桌前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并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大桥炸毁后,桥工处全部撤退,茅以升带着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所有图表、文卷、相片等14箱重要资料一起撤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茅以升一家在躲避战乱的路途中舍弃了许多家什,却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尽数保存下来,解放后移交给上海铁路局和浙江省档案馆,成为国家重点档案中的珍品,并为探明杭州市水文情况及建设钱江二桥节省了大量资金。这是后话。

    抗日战争胜利了,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全部修复工程结束,钱塘江大桥又重新飞跨在钱塘江的波涛之上。

    至此,茅以升主持的钱江大桥工程,前后14年,经历了建桥、炸桥、修桥三个时期,这是古今中外建桥史上从未有先例的事情。

正文 6、桥梁学家茅以升(三)

    三、武汉长江大桥和人民大会堂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又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一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

    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

    茅以升设计的这座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铜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宽22.5来,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O.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在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时,他先后解决了14个难题,为建成备受世人瞩目的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作出了贡献。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它成了中国人民崛起的象征。

    1958年9月初,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建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大,内容最复杂,要求最高的建筑之一。在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设中,茅以升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为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建筑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

    周恩来总理在审查人民大会堂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的领导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在设计方案上签名保证,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安全承担责任。

    在周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过问下,从1958年10月中旬至1959年7月底,历时280天,经过群策群力,胜利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的全部主体工程。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内部装修,终于于国庆节前夕全部竣工。

    1959年初秋,首都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当时人民大会堂称“万人礼堂”。周总理带领茅以升等专家视察这座壮丽的大厦时,对大家说:“咱们给万人礼堂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大家都说:“请总理起个名字吧。”周总理笑着说回答:“还是大家起名好,集思广益嘛!”然后他发给每人一张白纸。茅以升斟酌良久,在纸上写了“人民大会堂”几个字,周总理看后兴奋地说:“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起得好!”就这样,万人礼堂被起名为“人民大会堂”。

正文 6、桥梁学家茅以升(四)

    四、入党:精神信仰之桥

    1962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年届67岁的大科学家茅以升见周总理到会,便又一次提出自己要求入党的志愿。周总理当着许多科学家的面,紧握住茅以升的双手,热诚地说:“茅以升同志,你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你的老朋友、学生在海外有不少,你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联系、团结他们更方便。”

    会议期间,茅以升就住在海滨招待所。他一遍遍回味着周总理的嘱咐,他觉得周总理和党外知识分子的亲密关系,就像阳光照耀下的一碧万顷的大海那么宁静、平和。

    此后几十年,茅以升就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留在党外。他认为,周总理高瞻远瞩,是从祖国统一的大局来考虑问题的,自己就当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吧。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很光荣!

    1982年9月,茅以升应邀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在主席台上就座。参加这次会议,他尤为深刻地感受到重新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的人格魅力,他的伟人气概,就像子夜时分大海涨潮那般伟岸……

    1984年5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茅以升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回首平生,他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初年,几乎与20世纪同行。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撰文称“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并坚定地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这么多的民族,问题这么多,除了中国共产党,谁也领导不了。”而今,随着自己日益年迈,他要求入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985年,他的双目由于视网膜病变,几近失明,他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经过深思熟虑,是年11月22日,他给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后,他又正式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已年逾九十,能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殷切希望与日俱增。为此,特再次提出申请,我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987年10月12日,大科学家茅以升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接纳了这位92岁高龄的新党员。当时,正是国际风云变幻之际,而茅以升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入党了。海内外有些人对他在生命旅程接近终点时做出的政治选择感到大惑不解。其实,茅以升一生追求进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老人家埋藏在心底三十多年的愿望,矢志不移,老而弥坚。

    北京的金秋,和风习习,天高气爽。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会议室里,洒满温暖的阳光。茅以升庄重地举起右手,面对墙上鲜红的党旗,一字一句宣读着入党誓词。在会上,他感慨地说:“我的前半生,自诩无党派、超政治,是个一贯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抗战胜利后,我目睹国民党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经验的总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一天!”

    在茅以升入党的仪式上,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对他的入党表示了热烈欢迎,并说:“50年前,茅以升同志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座铁路公路大桥。三十多年来,他又以实际行动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由爱国主义者通向共产主义战士的大桥!”顿时,与会同志报以热烈的掌声。

    茅以升入党后的第二天,便应邀列席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虽然,他还是以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但这次他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员了。

正文 6、桥梁学家茅以升(五)

    五、科普:育才之桥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

    作为一名教育家,茅以升在教育界工作的20余年中当过5所学校的教授、两个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他培养教育的一大批科技精英脱颖而出,被科学家们誉之为“中国桥梁之父”。

    茅老学术精湛、著述颇丰。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他的科普读物,如《五桥颂》、《二十四桥》、《人间彩虹》、《中国的石桥》等。毛泽东称赞茅老说:“你的《桥话》(载于是1963年〈人民日报〉)写得很好!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呢!”这些科普读物在青少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成为了毕生的志愿。据统计,从1978年到达1981年之间,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先后为孩子们做报告30场,直接听众6万人。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科普文章。1985年,他亲手给中小学生复信30多封,极大地鼓舞了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有人问老茅,你为什么长寿?他笑着说:“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多。”茅老的朋友,上至高龄学者,下至6岁幼童,情达海外友好。在茅老的客厅里经常有许多客人聚会,以青少年居多。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晚上来造访,向他请教有关学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不仅非常仔细地给解答,而且还当场为他拟就了一个必读的书目。那青年人十分感动,他也感到一种满足。1985年他曾同一位9岁的小学生背写圆周率小数点头100位数的速度,并意味深长地说:“圆周率后面的数字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不满足现状,要不停地努力向前。”

    他特别关心祖国的统一,并为之默默工作,他在世时常说:“台湾和大陆应携起手来,为实现祖国的四化而奋斗。”为了台湾的回归,他对在台湾的许多老友、学生、相知,做了许多工作,为架设祖国统一的桥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自1954年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先后访问过14个国家,他每到一处都接交了不少朋友,他长于用令人信服的事实来宣传我国的成就,为祖国争取了许多友人。

    在谈到未来的桥梁时,他说:“明天的桥一定会造得更美好,人们到野外游山玩水,随身就可以带上如同携带雨衣一样的‘袖珍桥’,这种‘袖珍桥’也许是用一种极轻、极软、强度极高的特殊塑料制成的极薄管子,预先造成桥的形状,把它折叠起来放在身边,遇到小河时把它打打气,就架起一座桥。”

    茅老对明天桥梁的预言是美好的,也一定能够架起人间无数的彩虹。

正文 7、克隆先驱童第周(一)

    童第周(1902年—1979年),浙江鄞县人,中国著名的实验胚胎学家。192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34年在比利时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后任生物学部主任。是“克隆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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