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墨

    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谈到中国古代小说，说中国古代的小说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这话很矛盾，特别是说中国古代小说是“幸运的”尤其让人费解甚至嗤之以鼻。

    中国小说的“不幸”是公认的，众所周知，中国小说在以前从来就不是一种艺术，也没有哪个中国小说家以艺术家自翎，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是如此低下，1776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姚鼐，列举构成整个文学的作品，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那么小说呢？靠边站吧！压根还没被人看成是文学。而后来在乾隆大帝下令汇编的《四库全书》中，也没有在这以文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将小说包括进去，小说就像旁门左道一样难登大雅之堂。

    赛珍珠认为中国小说是“幸运的”，是从整个历史高度作出的结论。“人与书，他们都摆脱了那些学者的批评以及他们对艺术的要求，摆脱了他们的表现技巧以及他们有关文学意义的议论，摆脱了有关何为艺术何不为艺术的一切讨论，这种讨论令人感到艺术是一件绝对的事情而不是一件变化着的事情，甚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一成不变！”

    让人想起了前一段时间的发生在文坛上的“韩白之争”，白烨认为“80后”的作者“走上了市场，但没有走上文坛……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所谓‘票友’是个借用词，用来说明‘80后’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

    80后作者中的代表韩寒则破口大骂“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文学和电影，都是谁都能做的，没有任何门槛。某些人所谓文学评论家就非常愚蠢，对畅销书从来置之不理，觉得卖的好的都不是纯文学，觉得似乎读者全是傻逼，就丫一人清醒，在那看着行文罗嗦晦涩表达的中心就围绕着“装丫挺”三个字的所谓纯文学。但倘若哪天，群众抽风了，那所谓纯文学突然又卖的特火，更装丫挺的评论家估计马上观点又要变化。”

    具体的争论过程大家可以去网上查阅，这里我就不罗嗦了，总之结局印证了中国那句古老的“拳怕少壮”，从我的角度来讲，白烨应当算是一败涂地。

    在古代中国，艺术的文学是“学者”的独有财产，是一种他们按照自己的规则制作并且相互酬答的艺术，中国的皇帝们一早就设计出一种用他们自己的学问奴役“学者”的方式，使科举考试成为政治升迁的唯一途径，学者们忙于背诵和模仿已经死去的、古典的，在现在看来甚至是谬误的教条，整个生命和思想都被吞掉了。

    小说从普通人民中成长起来，它生气勃勃，枝繁叶茂。人民的小说中写到学者时，通常被形容成“毫无味道，又臭又硬，连老虎的牙齿都可以折断”的迂腐丑怪。

    这怪不得劳动人民，学者无视人民，人民自然会嘲笑学者，学者大部份时间都在读死书写死书，凡是有创意的东西他都恨，因为他不能够把它划归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风格，他说艺术在哪儿，那么其它地方就找不到艺术，既然小说未能够划入他所称的文学中任何一类，那么小说也就不是为作为文学而存在的。学者似乎总是落后于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人民语言之后，他们拘泥于古老的日常语，使之成为经典语言，中国小说以“白话”写成，这本身就得罪了老学究们，因为小说“风格自由流畅，可读性强”，结果“毫无表现技巧可言”。

    相信许多人看到这里会哑然失笑，可读性强在那时居然是一种罪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者与普通百姓之间为何有着如此巨大的鸿沟了。

    小说的责任是为老百姓提供娱乐，这里所说的娱乐，不仅仅是让老百姓笑，娱乐，严谨一点来讲，指的是整个头脑注意力的贯注和占据，用鲜活的画面和生活的意义来给那个头脑带来启蒙，指的是并非用有关艺术的单凭不多的经验的谈话来给精神带来鼓励，而是用描写各个时代的人民故事给精神带来鼓励。

    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故事呈现给人们，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呈现。我觉得在这方面认识得最深刻的莫过于王小波。“你先把书写好看了，其它东西你去他妈的。”王小波就是这么一句话，拥有了一大批“王小波的门下走狗”，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当然，今天网上写小说的写手们对这一点认识得也不比王小波差多少。他们可以指着大师们的鼻子说：“你们别以为我们不懂写小说，你们说什么小说的三要素人物、环境、情节，鬼才相信你们，环境是你们拿来套我们脖子的，真正的小说三要素应当是，人物、情节、精神。”

    新一代的作者们并不是那种全无头脑的浮燥份子，至少他们还是有选择地保留了“人物、情节”两个要素，环境为什么得靠边？看看今天网上的玄幻小说就能明白，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环境，估计将来出现的可能也不大，作者可以在自己希望的环境随心所欲地决定人物的命运。其实说环境不重要倒不是现代作者们的首创，《红楼梦》的序言中早说了：“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叙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于朝代上纪哉！”

    人物作为小说的第一要素，我个人认为只怕将永恒不变，读者们永远将人物是否鲜活置于一切要求之上，不论你的小说中充满刀光剑影还是儿女情长，没有一个能让读者一听他说话就知道这是谁的主要人物，这部小说都不会流传很广，而且，这种刻画还不能通过作者的解释，要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来完成。听到作者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小说该如何如何写，其实我发现归结起来，都只有一个问题，我笔下的人物是充满生机的吗？

    想创造有生机的人物，恐怕就不得不远离所谓的“纯文学”，甚至要刻意地去躲避，因为构成小说素材的人民不在那儿，学者们留下的经典不能说对小说家们毫无价值，但你不能钻进去，了解得太深，从而不知不觉地向他们靠拢，最后自己成为一学者，对自己未尝理解的领域大骂妖言惑众。

    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情景，你面前摆着一只茶碗，支起一顶帐篷，一大群人，有老人有孩子也有青年男女，你负责讲他们彼此的故事，向老人讲和平，向孩子讲未来，向男人讲英雄，向女人讲爱情，当你口干舌燥时，他们会付你一些滋润嗓子的茶钱，给你带来满足的是他们投入的神情，是的，只有这种神情可以让你满足，你别无所求。

    说书人？是的，这就是说书人，我写小说，也只是想作好一名说书人，仅此而已。

    （青墨文于2006-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