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照相技术横空出世。它让绘画变得无足轻重，以其对事物准确的客观还原，很快地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性。它们捕捉一切，哪怕是瞬间消逝的表情，让人几乎以为它是上帝——公正的，可以裁决一切，并作出最后审判的上帝。人们用它来拍摄相片，试图通过一张张被固定的影像，证明自身与世界的存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可以信赖。没有哪张相片能够“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准确说，是能够提供万物的真相。真相并非是一副副画面。惟有从事物本质处跳出的词语才能抵达宇宙的深处。用老庄所曰的“道”来称呼这种真相，或许更有利于我们的理解。它是一种繁衍与消亡，包括了千千万万个互相缠绕着的因果。道，深深地隐藏在万物的表象之下。相机所能抓住的，所惟一能抓住的，就是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一闪即过的表象。

    或许可以说：真相，与词语有关，而与图像无关。大量的图像，反而让渴望真相的筏迷失其中。观看图像，是一种廉价的感情用事的过程。它不具备思考的深刻性。影像是速朽的。那些被放大的视觉细节，那些因为微焦或广角镜头被扭曲变形的影像，那些通过电脑技术对其客观属性的改变，那些把众多影像分解、拼贴重组而成的观念，说到底，只是一个让人成瘾的“白日梦”的一部分。摄影家并非是抵达真实，而是用相机从万物的表面剥离出所谓的客观真实，通过这些凌乱的影像去想像另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若海市蜃楼般脱离现实世界不可琢磨的私人空间。一些新闻相片的震撼性，完全有赖于文字对其喻义的指认，并且常常只停留在眼泪与心悸等浅层次的感官活动中。但摄影家拿着它时的姿态是那样令人害怕。这意味着哪怕是一件必须马上去终止的事，因为摄影的需要，也不得不继续下去，就像赢得一九九四年普立兹新闻特写摄影奖的凯文卡特所拍摄的那张《饥饿的小女孩》。

    对普通人来说，相机是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方式，是占用被拍摄物的方式，是消除自己歉疚与不安的方式，是抵达“不朽”的方式。日常生活像钟摆一样，单调，令人厌倦。他端起相机，仿佛是士兵拿着步枪。他竖起两根指头，摆出一个V字，那些站在对面等待被拍摄的人根据这个手势异口同声地喊道“茄子。”他们服从他。这给他带来了权力、生活的勇气以及其他。而且，按动快门本身还能带来一种轻柔的快感。在快门按下的那一刻，钟摆停止。他能在很久以后，重新回到影像所营造的海市蜃楼，被已经无法追回的时光的气息所包围。那里有向日葵、莲花、少女唇角的血、孩子手中的刀、以及一大片蓝色的海。在这个滴上蜜糖的一刻，这些影像只为他存在，而与它们的本身失去联系。比如，向日葵已经谢了。同时，他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安慰着自己，那些向日葵是曾经在的。至于“不朽”，这个易以理解。肉身短暂，是那春日的花、冬日的雪，必然彻底腐朽，被虫蚁咬坏。他希望自身的存在具有一种在公众话语体系里恒久的、有份量的、可以穿越时空的意义。所谓的“精神还活着。”所谓的“只活过一次就等于没活过”。但大多数人做不了政治家、哲学家、艺术家与能够肉身成佛的圣人。他让未来记住的惟一途径，就是用相机匆匆拍摄自己看见过的所有，把它们用胶片或U盘保存下来。他的子子孙孙或许会因为他留下的影像而颂念他的名。

    一张关于一幢楼房的照片，可以代表被摄物楼房。

    一个相机拍下另一个正对着它拍摄的相机，可以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