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是一个矩形，它使城市区分于乡村，并试图在水泥钢筋的丛林里为朝九晚五的人们规划出一种诗意。它更应该是一种乌托邦意识。在这个巨大的平面上，在一个形而上的秩序的笼罩下，人们各行其事，或者无所事事。它作为人流聚集的场所，同时也是权力的疏散之地。它开放的性质保证每个人都有权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小资们来说，它也是一个独自排遣寂寞的好去处。人们在同一个圆圈内部彼此观望，而又不必担心过分接近。

    来自法国的技术顾问用一种古怪的中国话对我提起巴黎的广场。架起断头台，处决了路易十六的协和广场；标志着拿破仑不世武功的凯旋门前的星形广场；人民攻破巴士底狱后在那里欢呼胜利把帽子抛向天空的巴士底广场；圣心教堂一侧的小丘广场，毕加索和达利等人就从那里走向世界。法国人为他的广场骄傲，说广场是历史的沉淀，是他的父亲，不可替代的父亲。法国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广场看起来都是复制品？

    我无以言对。广场是西方文明的泊来品。这种复制性的意义似乎可以抬高至中国向世界的靠拢。但我无法解释目前这些堆积在广场上的建筑物的单调沉闷，更羞于提起人均财政收入仅283元的黑龙江省鸡西市，有一个“一个小时也走不完”的广场。我结结巴巴地转换话题，打起太极拳。我说，DNA分子的自动复制导致生命有可能出现。公历纪年里，时间在不断复制。我与你，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我们的生活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基本上是从同一台机子里复制出来。复制，最初是量的呈现，到某临界点，产生类似核子反应的质变。它虽然湮没了传统艺术的惟一性，又提出了与人这种存在更密切相关的种种现代艺术的概念。实际上，前几年的《黑客帝国》也是对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某种程度的复制。人成为电池，被紧紧捆绑在所谓现实与真实的诡异座位上，被无所不在的程序强迫观看那些构建起洞穴的影像。所以说，中国的广场是复制品，更能说明中国人现在有的后现代艺术观。

    法国人笑了。我没笑，一个小男孩从广场深处悄悄走出，走到我们面前，站在那里，表情是那样古怪，恍惚是一位来自午夜的鬼魂。黑色的手臂上有环形红色的伤口。法国人眨动蓝色的眼睛，蹲下身说，孩子，你怎么了？孩子没有说话，抢过我放在石阶上的喝了一半的易拉罐，迅速奔跑，在翻越铁栅栏时失去重心，头重重摔在地上，马上弹起身，消失在广场后面的小巷深处。阳光在头顶喧哗。天穹因为蓝，变得忧郁而且深遂，是个谜。围绕着广场的铁栅栏投下长长的阴影，大地上好像裂开一道深深的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