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１０月间，我在台湾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社会考察与学术交流活动。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我高效率地利用这两个月时间尽可能深入地了解台湾社会，特别是我所研究的性与性别领域。这本书，便是那两个月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全纪录。

    这不是一本单纯的旅游手册，也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对台湾社会、人心、文化的一次独特视角的描述。

    对于任何一个将要去台湾旅行的大陆人，以及任何一个希望了解台湾社会和台湾人民的读者，我相信这本书都将会令你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你可以用最快的方式，了解你要进入的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与所思所想。而这，将使你的台湾之行事半功倍。

    我希望它可以帮助大陆人了解台湾，同样，我也希望它可以帮助台湾人了解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通过看一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对台湾的认识与解读，也会使台湾人发现自己太习以为常而忽视了的很多东西。本书中更有多处讨论两岸关系，以一个大陆学者的视角评论台湾的政治与民心，可以让台湾人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台湾之行无疑是我生命中非常宝贵的经历之一。离开台湾前最后一天晚上，我独自在夜色下漫步于自己在过去两个月间无数次走过的校园，回味从第一天到这里，到将离开这里时发生的点点滴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滋味并不是简单的留连难舍，因为我是那样地渴望尽快回到家人身边，而是一种对自己生活了两个月的地方感情，我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时光，留下了自己的探求与思考，因此这片土地便已经溶在我的生命里了。我知道自己即使将来再到台湾，恐怕也难以到我居住了两个月的这个校园了，告别这里便仿佛告别自己的一段生命，这使我颇有些伤感。但也知道，人生就是充满了这样的告别。

    感谢我的妻子，在我离家两个月的时间里为家庭付出了太多的辛劳，也感谢我的儿子，放弃了许多原本应该由父亲陪伴他的时光。感谢我的母亲和姐姐，感谢我的岳母和妻姐，她们因为我这两个月的考察或付出情感的牵挂，或付出许多现实的劳作。

    感谢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全额资助了我的这次考察，感谢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王雅各教授对我的接待与学术指导，以及该系各位老师的热情相待，感谢台湾铭传大学杨明磊教授提供这次考察的资讯并在台湾招待我，感谢台湾上游出版社简英杰老师，以及郑清荣老师等许多朋友的陪伴旅游，感谢我在台湾考察期间访问的各学术机构以及其它社会组织和机构中接待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感谢台北大学社会学系那些可爱的研究生们……可惜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是，在本书的具体描述中，我都纪录了他们对我的接待，以及我们的讨论和交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已经尽可能做了，但是，本书仍未能在出版前请所有在书中被提及到的人物审阅，因此，您可以将本书中描述均理解为我个人的理解和看法，如果有对被提及的人物及其想法表述错误之处，责任全部由我个人承担，我在此向他们及读者预先表达我的歉意。

    感谢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主任朱建军教授，及丁新华等各位老师，为我旅台期间的课程安排提供方便。

    在台湾的两个月里，师长及朋友们的关爱一直非常温暖地陪伴着我。台湾之行将成为我人生中不可抹去的一章，同样，朋友们的友情也将成为我人生中永远不会忘怀的记忆。

    用一句在台湾经常听到的话结束这篇序言：“加油！”

    附：台湾访问行程纪要

    ２００６年8月10日，到达台北；

    8月11日，与指导教授王雅各老师首次晤面，商讨台湾期间研习计划，并借诸多男性研究著作研读；

    8月12日，到台南县农村进行考察宗教文化，与当地农民座谈；访问台湾机械制造业企业家纪金镖先生；

    8月14日，访问一位台湾工会领袖；

    8月15至16日，在台北参观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台湾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二二八纪念馆等处；

    8月17日，与台湾21男性成长沙龙成员座谈，并考察台湾有机生活推广活动；

    8月18日，参观国父纪念馆、故宫博物苑、原住民博物馆等处，到诚品书店信义旗舰店购书；晚间参观铭传大学桃源校区，了解台湾电影分级制度；

    8月19日，考察桃源县成人用品销售产业，了解槟榔西施文化等；考察西门町地区文化，晚间参观基隆庙口夜市；

    8月21日，参观行天宫及邻近的算命摊贩，访问女书店、台湾大学等处；

    8月22-23日，在指导教授王雅各陪同下访问高雄医学大学性别所、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所、高雄师范大学成人教育中心、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路上与指导教授讨论男性研究、男性运动及我的博士论文；

    8月26日，访问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晚间考察流莺活动区，顺访西昌街、华西街二夜市，了解台湾独特的夜市文化；

    8月28日，上午参观台中市，下午访问日月潭邵族村落，与邵族公主座谈，并游览日月潭；晚上到台中一位著名律师位于浦里的家中座客，与台湾直销业多人进行座谈；

    8月30日，访问台湾教育大学艺术系，观看硕士研究生以性别为主题的艺术展；

    8月31日，与指导教授及其指导的两位从事性别研究的博士生座谈；

    9月４日，访问台北二位了解男性性工作者的人士，以及一位男性性工作者；

    9月9日，到凯达格莱大道现场观察倒扁第一天的活动；

    9月11日，在指导教授陪同下访问台湾大学女性研究室及台湾大学空间与性别研究室，与男性研究专家毕恒达教授及黄文龙先生座谈；下午再次访问女书店，访问晶晶书库并购书；晚间考察北投温泉业，与台湾出版界多人座谈；

    9月12日，在指导教授陪同下访问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

    9月13日，上午在指导教授陪同下到中坜访问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与何春蕤教授等专家座谈；晚间应日日春互助协会之约去介绍我在大陆进行的男性性工作者调查；

    9月16日，晚间第三次到女书店，旁听男性研究论文发表会；会后与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负责人苏芊龄，以及毕恒达、杨明磊座谈；

    9月18日，开始旁听王雅各教授每周一上午在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同性恋研究”课程；

    9月20日，参观野柳地质公园、福隆海滩，晚间到诚品书店信义旗舰店购书；

    9月21日，午间与台北大学社会学系助教、研究生交流，下午参加讨论推动性产业除罪化的妇女沟通平台座谈会；

    9月22-23日，再次拜访企业家纪金镖先生，在阿里山旅游，其间访问制茶业从业者；

    9月25日，在台北大学社会学系进行题为“中国大陆的性学研究与性现状”的讲座，与师生交流；

    9月26日，参观阳明书屋、北投野外温泉、惮园等处，与台湾气功界、艺术界多人交流；

    9月27日，再到诚品书店信义旗舰店购书，晚间到台湾大学，参加“当兵影展”活动；

    9月28日，晚间与台北大学社会学系老师共进晚餐，进行交流；

    9月29日，到台南，参加台南大学学生辅导中心举办的“男性论坛”，发表题为“中国大陆男性运动的困境与思考”的讲演，同台南大学师生交流；

    9月30日，参加台北同志大游行、同志婚礼等活动；

    10月2日，在台北大学社会学系进行题为“我的田野经验——我与性少数人群的交往”的讲座，与北大师生交流；晚间与北大社会学系多名同学共进晚餐，进行交流；

    １０月５日，晚间与台北大学社会学系老师进行交流；

    １０月６日，参观台北县淡水旅游区；

    10月7日，参观太鲁阁“国家公园”，台东太平洋海岸；

    １０月９日，起程回北京。

    上述列出的外出访问、交流以外的时间，主要在进行文献阅读，论文与考察手记的写作，其间亦多次与指导教授王雅各交流男性研究、男性运动及博士论文的写作，并与台北大学社会学系助教、研究生，及其它大学教师与研究生多人进行交流。

    我来台湾，飞机落在桃源的“中正国际机场”。我一度以为台湾只有这里，顶多再加上第二大城市、南部的高雄有机场。我有这误解是因为台湾实在太小了，开着车四五个小时便从最北端到了最南端，还坐飞机干什么？结果我错了。

    桃源的机场是国际机场，另一座国际机场在高雄，岛外的航班可以降落的。而在全台湾，还有十多个机场，如台北、高雄、台南、新竹、宜兰，等等。这些主要是岛内的航班起落的。我到台湾的第八周，应约到台南大学一个讨论会上做演讲，便是坐飞机到台南的，实际飞行时间不到三十五分钟，相当于从北京还没有飞到济南呢。我中午十二点半的飞机去台南，下午六点四十的飞机回台北，因为两面机场都在市中心，到所要去的地方只需要十几分钟，所以感觉像在北京坐地铁去某处办事一样便捷。

    台北的松山机场，就建在闹市区，步行也只要半小时左右，我坐计程车去只有八十元台币。曾有台湾朋友告诉我，台北机场跑道的栅栏外面，曾是青年恋人约会喜欢去的地方。看着助跑的飞机向自己冲过来，眼看着就要冲到面前了，突然起飞，从自己的头顶掠过去，那应该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

    机场非常小，办任何事几乎都不需要排队，候机厅里人稀稀落落，登机和回来时进机场的门在一起。下飞机后，走不到一分钟已经在机场外面了。台南机场是民军共用机场，快降落的时候广播里便提示说禁止照像、摄像，也不能用望远镜从空中看机场。机场内的候机厅里也有不许照、摄像的提示。

    候机厅的大屏幕在反复播放“航管局局长”对旅客的致词，对大家感谢之外，还解释飞机可能延误的原因，讲如果延误请大家一定理解和谅解，“相互尊重、理性沟通”是面对飞机延误时的最佳选择。这种未雨绸缪的交流，让人心情比较舒服。我那里果然遇飞机晚点二十分钟，所有人都比较平和。

    在台湾岛内坐飞机，给我很深印象的是下飞机时人们的井然有序。后排旅客即使整理好行装了也并不试图先行通过，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急不躁，等着前面的旅客逐排地走。

    相比而言，台湾的火车就慢多了，台北到高雄，要五个多小时。所以，坐火车远不如坐汽车快。据说高速铁路正在建设中。我曾很困惑为什么台湾现在才建高速铁路，后来想，也许与它的航空线路的发达有关。

    台北火车站的主体也是日据日期的建筑，但是，内部都重新修建了。几次在这里坐火车，我都非常吃惊旅客竟然如此之少，甚至不如大陆一个县级火车站的旅客多。这里也没有大的侯车厅，站台好像也只有四个，旅客零零散散地来去。据说早晚旅客会多些，但以这里的建筑规模，我相信即使人流最多的时候，也远不及北京火车站人流最少时的十分之一。这与台湾人口少有关，还可能是因为地方小，很多人选择自驾车有关。在习惯了大陆交通枢纽人挤人的场面后，在这里的火车站上下车，特别是在那古老的建筑氛围中，真的仿如坐了时空列车，回到了几十年、一百年之前。

    可能因为行程都比较短的缘故，火车车厢的座位前面没有桌子，只是像旅行车那样的一排排座位。但前方的座位后面会有一个网状袋，供你放杂物。还会有一个小的插票孔，你可以将自己的车票插进去，这样当你离开座位的时候，别人就会知道这里有人坐，而不会误坐下去。

    王雅各老师陪我去高雄的时候，我在卫生间看到马桶旁冲水按钮边有一张贴条：“用过舒服多了吧？按一下让我也清爽一下吧。”这种风趣中的述求，让人无法拒绝。

    我在台北的前几周，出行的时候或者坐在别人的摩托车后面，或者坐出租车。台北人会告诉我：“一定要坐坐捷运。”那语气中很为捷运自豪。台湾所讲的捷运，就相当于北京的地铁和城铁，有时在地下跑，有时在地上跑。第一次坐捷运是黄立蕙小姐带我去日日春的时候，她告诉我如果在自动售票机前确定自己要去的地方需要买多少价钱的票，又如何买到这票。这与北京一个价钱随便坐的情况完全不同。那天，我跟在立蕙的后面，上上下下的在捷运里折腾，脑子完全糊涂了。

    ９月９日施明德倒扁静坐第一天，因为担心坐出租车无法进入现场，所以选择了坐捷运。出租车只需要十分钟的路程，我竟然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当然这与我的不熟悉道路、需要更多的时间看路线图有关，但不能不提一下台北捷运的复杂性。台北捷运纵横交错，这么短的路程我竟然倒了三次不同线路的捷运。而有意思的是，我后来每次出行都至少要倒三次捷运。每倒一次，都要至少上下四组台阶，走很多的路，所以我一直想不清楚捷运在地下倒底有几层。我在换路线时所用的时间，远远超过我坐捷运本身所用的时间。我一度想象应该有近十条捷运这样在台北的地下交叉着，才需要我换来换去。但后来一问，原来只有四条。但这四条捷运的概念同北京的地铁／城铁又不同，每条均不是直线的，多是绕来绕去的，所以便形成了复杂的形貌。

    捷运时的人流秩序井然，上下电梯会自动地靠右侧站立，留出电梯左侧供急行者通过。因为每节车厢停靠的位置会非常准确，所以车门前的位置会排起一条条一字行的队伍，绝无人乱站的。车厢里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说是为了保持清洁，这和香港地铁的规则一样。

    台北的公交汽车也很便宜，通常是１５元随便坐。车上只有一个司机，因为所属公司不同，有的车是上车时投币交费，有的是下车时投币交费，所以台湾人有时也会搞混，而我就曾上车投币后，被司机告知应该是下车投。公交汽车与捷运有共用的储质卡，但不能像上海那样与出租车共用。

    公交汽车上，前排座位也有安全带，开车时会放录音提醒你系好。座位前方均有铃，当你决定在下一站下车时，可以提前按。司机就会知道停车，即使那站没有人等着上车。

    相比而言，台北的出租车虽然贵些，但因为地方小，距离短，所以价钱还是可以承受的。在台湾，人们通常称呼出租车为计程车。

    台湾各城市的出租车都是按表计费，各城市政府定价，但差价不大。以台北为例，起跳为新台币７０元，续跳每３００公尺加５元。其中，晚上十一点之后至早上六点以前加２０％的加成费，电话叫车与开行李箱各加收十元服务费，而在农历春节期间运费会有所上调。在台北，往来中正机场的出租车费要按计程表读数加五成收费。

    每驶过一个３００公尺，车里的计程器都会“嘟”地响一声。如果你在算计腰包里的钱，绝对会随着心跳加快。好在台北实在不大，所以我最远的一次打车是去故宫博物院，也只花了约二百元台币，而通常是一百元左右便够了。

    台湾也曾经向大陆一样对出租车进行统一管制，全部隶属于出租车公司，申办一个出租车的牌照要花很多钱。但后来，出租车司机们不满，进行了持续的斗争，换来的是出租车市场的彻底放开。现在，从事出租车行业不需要交任何证照费，只需要到主管部门登记就可以了，而且也不一定要挂在某个公司下面，可以是自己一个人进行登记。所以有的出租车上写的不是公司的名称，而是“个人”二字，后面是车主自己的名字。大多数人为了年检等手续上方便，还是会挂在公司下面，然而已经不会交原来那么多的管理费了。

    反对放开出租车管理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主张是，如果放开了，出租车大增，出租车司机们的利益更没有保证。但是，放开后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在完全靠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出租车行业同样井然有序地发展着。我曾问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说整个台北县现有六万辆出租车。北京据说也是六万辆，以台北县的人口和面积，六万辆同北京比起来绝对是非常多了，但还好，在街头看不到过度拥挤与拉不到客的情况。

    虽然台湾规划出来的旅游区很多，但像我这样的外来人，独自旅游却并不方便。像在日月潭这样的旅游区，没有专线的旅游车，只能看到旅游团的包车，个人想搭车来是不可能的。我给旅行社打电话，也都不接待一个人，至少要二个人才可以加入。旅游交通的不发达，有台湾朋友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私人汽车的拥有量比较高，所以即使开了专门的旅游交通，也少有台湾人使用，而外来游客均是成群结队的，会有包车。所以我到台湾后很长一段时间困扰于无法独自去旅游景区，幸好有简英杰先生，几次开着车带我，让我没有留下旅游上的遗憾。

    台湾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在台北，满１８岁便可以考摩托驾照，而驾驶摩托的年龄没有上限。摩托车与汽车并不分道，只是在交通路口，摩托车的红灯停车区在前面，汽车在后面。台北的摩托车飞驰电掣，王雅各教授的学生张光中第一次骑摩托带我逛台北的时候，我坐在后面心惊肉跳，生怕自己在摩托加速时向后仰掉下去。而台北大街上，骑摩托带人的非常多。我还曾看到一家三口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开车的是父亲，胸前绑着幼童，母亲坐在车后座上。

    以我这个北京人的眼光看台湾的摩托车现象，每辆车都是废气排放的污染源，处处都是惊险，人人都是潜在的杀手。也确有台湾朋友告诉我，台湾人称汽车是“铁包肉”，而骑摩托车是“肉包铁”，可见其风险性。

    １８岁以前没有驾驶摩托车权利的学生，通常会坐公交汽车或捷运，或者骑自行车上学。在摩托车为主的城市中，骑自行车更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光中向我介绍说，学校是早晨八点上课，工作单位通常是九点或九点半上班，所以骑自行车的学生也不会有交通风险。

    台北很小，从这边到那边开车也就是半个多小时，所以这样的时间差还可以打。如果在北京，动不动就要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去上班，这样的上学与上班的交通交叉便无从谈起了。

    在台北，仍然会经常听到对于堵车的抱怨，但在台北朋友眼中的堵车，在我这个北京人眼中，那就是畅通无阻了。２６２万人口的台北，再堵车又能堵到哪里去呢？经历过北京堵车记忆的人，绝对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台湾不同县市间的公路系统非常发达，我认为这是与其经济发达相互促进的。由台北到宜兰，原来要绕行四十多公里的山路，有许多急转弯，故有“十八曲”之称。２００６年，雪山隧道通车，将路途缩短到１２、９公里，这条隧道在亚洲地区长度排前三名。

    对台湾颇不以为然的一点是，无论摩托车还是汽车，都可以在路边停放，有的摩托车还停到了人行道上，使本来就不宽敞的台湾道路变的更狭窄了。但这些是法律允许的，一些主要道路的两侧也会划出停车区的标志。我只能将之理解为，台湾的车和人还是少一些的关系。但乱停车的情况也是有的，一些推销洗车、加油等服务的商家，会赠送车主一种小帖纸，上面写着“情非得已，暂停一下”，还留有空间供车主写上自己的电话。这是为不得已在某处停车，又耽心影响他人时采取的应急之举。

    在台湾过了一次中秋节，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６日。台湾中秋节的吃与大陆有相同，更多相异。月饼是必不可少的，我刚到台湾的八月初，一些商店与超市便开始接受月饼的预订。但除月饼之外，台湾中秋节还有另外二种重要的吃。一个是文旦，也就是大陆所讲的柚子。斗六产的文旦，又最为著名。之所以文旦会成为中秋佳食，是因为它正巧在这个时候成熟。再一种流行的便是烤肉，这是近十年间培养起来的中秋食俗，中秋节合家吃烤肉非常流行。

    杨明磊教授便提早一周约我在中秋节这天去他家吃烤肉，我实在不愿意闯入别人的家庭聚会中，因此婉言谢绝了。烤肉之所以会成为台湾中秋节的流行，是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人喜欢在春末夏初和夏末秋初吃烤肉，这习俗传到台湾，而中秋又正值夏末秋初，台湾会放一天假，所以便在商家与传统文化的综合作用下成为近年台湾中秋的食俗。

    中秋节的晚上，我和同样独在台北的陈韻如老师一起去台北最著名的酒吧街逛，并且吃了一次“正宗台菜”。坐车在路上，我特别注意到，街道两边有许多人支起炭火在烤肉。可能是在大公司门前，也可能是在小店铺门外，就这样守着人行道自由地烧烤，这在北京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也许因为台北的行人比较稀少，所以政府和公众都会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是中秋节晚上，坐在计程车里，我听到广播中正在讲烤肉的注意事项，如要用锡纸将肉包起来烤，竹签要用水浸泡后多洗几遍，等等。但没有人谈路边烤肉的安全问题。台湾人家里没有地方做烧烤，所以会跑到路边来。中秋节转天的《自由时报》便报道，一位少年因为在路边烤肉，被过往的汽车撞死。

    野外去烧烤也是一个选择。同样是中秋节的转天，简老师陪我去太鲁阁“国家公园”旅游，途经一处太平洋旁的海滩，又看到沙滩上有人用漂流木做烧烤的痕迹。

    中秋节前，王雅各老师和简英杰老师都给我送来了月饼和文旦。台湾的竹炭正作为一种健康用品被广泛应用，我获赠的月饼中便有一块是竹炭月饼。此外，野菜的、龟苓膏的、紫苏梅肉的月饼，也是我第一次尝到。

    到台湾之前，曾想过也许会在饮食上非常不适应。到之后才发现，我非常适应这里的饮食，远比去大陆的餐厅吃饭要适应。台湾的饮食均非常清淡，盐少，即使注明是辣的食品也只有淡淡的辣味。许多去过大陆的台湾人都和我抱怨，大陆饭店里的饮食太咸、太辣了。

    我到台湾吃的第一顿饭，是池上快餐，去机场接我的王守正助教带我去吃的。台湾池上产的米，非常有名。在日本占领时，台湾人吃不到这样的米，这样的米都给日本人吃了。现在池上快餐在街头常能看到，５５至１２０台币便可以点一份套餐。装在木盒子里，仍然可以看到清楚的日本风格。

    在大陆被称作“快餐”、“套餐”类的有饭有菜端上来的食品，在台湾通常称作“便当”，这又是日本话了。

    第一天到台北，接我的王守正助教领我逛过一条满是食店的小街，而此后我一个人吃饭时的足迹主要也在这条小街。周围紧邻的几条小街同样满是各种小吃店。王雅各教授曾对我说：“这附近的小饭店，你一天换一家，到你走的时候不一定吃的过来。”

    一家是“杨师傅”，招牌上写着十几种面与饭，我第一次去时点了一道“鳕鱼饭”，便一直吃了下来。放在餐碟里端上来的套餐中，一条油炸的鳕雪，三种少量的青菜，配一份米饭。至于汤和饮料，在大锅里，自己随意取。汤有时是鸡汤，有时是排骨汤，均可以捞上很多鸡块或排骨块的。台湾四面环海，所以吃海产非常便宜。所以这鳕鱼饭只有六十元，而牛肉饭还要七十元。我在杨师傅这里也吃过一次牛肉饭，一次“滑蛋饭”，但口味不对，几乎是闭着眼睛、捏着鼻子吃的。所以那之后去杨师傅，只点鳕鱼饭。

    杨师傅的对面，是一家自助餐。但与大陆通常意义上的自助餐有所不同，自己拿纸质盘子夹菜，然后到柜台，放在秤上量份量，再拿或大或小一碗米饭，店家会根据菜的份量和米饭的大小定价，通常是六十元至一百元之间。这里便存在一个问题，有青菜有肉菜，都按同样标准定价吗？两个月吃下来，我观察了一下，虽然菜和肉都放在一个盘子里，但店家会大致估算一下，如果菜与肉的比例玄殊，便会在收费时略作调整。

    这条街上还有一家“三姐妹”，王雅各教授说，二十年前他自己在台北大学读书的时候，这家店就有了。我去吃过一次排骨饭套餐，感觉非常一般，加上店主似乎听普通话有些困难，我点一份她给了我两份，我说在店里吃她给我打了外卖的包，所以那之后我就再不去了。

    这条街的街口，每天晚上会有一位大妈推着小车卖馅饼。有萝卜馅、艽菜馅、牛肉馅、猪肉馅、红豆馅等几种，每个２５元，我有时便会买回两三个，回到房间里吃。这位大妈每一次都拖着长音说一声“谢谢”，声调悠扬，像在唱歌。

    附近另一条街的街口，有一家青岛饺子馆，两元钱一个饺子，只有一种艽菜馅的。同时还卖酸辣汤和蛋花汤，一晚２０元。我也去吃过几次。我在大陆饭店是不会点酸辣汤的，因为通常会太辣。但有一天这家青岛饺子馆只有酸辣汤了，我也不得已点了。结果出乎意料，一点都不辣，只能说是有一些微微的接近辣的感觉。在台湾其它地方吃饭，也有这样的经验，写着辣的菜上来，会发现根本不辣。也许那样淡淡的辣的感觉，对于台湾人来说已经足够辣了。

    牛肉面在台湾非常有市场，卖牛肉面的小铺随处可见。每年台北还会举办牛肉面大赛，现场制作，由评委评出前二十名。王雅各老师领我吃过一次牛肉面，叫“赖家牛肉面”，位于一条小街上，低矮破旧的小平房，约一百平米左右的店堂，十几张桌椅，在北京属于非常低档的路边店，然而它的牛肉面却在大赛中排在前五名。而且顾客盈门，我们是中午一点多到的，竟然还要站在门口排队等候空出的座位。我们离开时的两点钟，仍然有人在排队。

    虽然这家店牛肉面的味道不错，但配料等都非常平常，就是牛肉加些几根青菜，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为什么牛肉面也会举办大赛，而且牛肉面竟然也是台北人趋之若骛的美食。

    我在台北期间，没有看到过像北京那样几乎所有主要街道都是一家家高档大餐厅紧邻的情景，大餐厅在繁华的大街上也有，但是非常少，零星分布。我所能见到的，更多是面积很小的餐厅。这可能与台湾地小人少有关。

    台湾盛行的夜市也都是这种档次的小店铺，这使我得出这样的印象：台湾的饮食业主要是小店铺，高档大餐厅的比例很低。这可能与饮食习惯有关，但我想，也许同土地的私有有关。比如那些小店铺，做了几十年了，非常有名了，但属于自家的土地就是那几十平方米，自然无法扩大再生产。

    在北京建的很气派的永和大王连锁，在台北看到的也是一些路边小店，像大陆早年最简陋的早点铺那样，二三十平米，几张旧桌破椅。偶尔还会看到打着“北京烤鸭”的招牌的小店，在桃源县见的又特别多，也是那简陋的模样，足可以把正宗的北京烤鸭店气死。

    仍然紧邻我的住处，有一家豆浆店，我如果起的早，便会去那里吃早点。饮料有黑豆浆、五谷浆和籽麻糊三种，主食有蛋饼、三明治、汉堡等。

    离我台北住处不远的路口，停着一辆小推车卖“天津葱抓饼”，我在天津住过二十年，也没听说过有天津葱抓饼。一天晚上回来很晚，饭店均已关门，正好路过那个饼摊，我便要了一套。就是将一块面在热锅上摊成饼，再煎一个鸡蛋放在一起，要价３０台币。也许是饿了，也许是做法确实好，我边走边吃，吃的也津津有味。

    在台湾，常会有人告诉我，某家的馒头非常好吃，某家的烧饼非常有名，其实都是些最简陋的路边小店。以大陆的生活经验听着会觉得莫名其妙：普普通通的烧饼馒头怎么也会有名气了呢？

    台南的担仔面非常有名，我同杨明磊老师去台南大学讲演后，蒙曾意琇和张念乡两位小姐领我们去吃小吃，开着车一顿饭跑了三家，品尝了台湾的三种小吃。其中第一家便是度小月旦仔面。我一度以为度小月是一个人名，或一个商标，这次才知道是过去日子比较艰难的月份为“小月”，这时便卖面或以吃面度日，故称度小月。名声很大的度小月担仔面，吃起来感觉也不过如此。

    另外一种情况可以让饭店出名。台北的来来豆浆店，原本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店铺。约１９９３年，法国向台湾出售军舰引发行贿丑闻，正在有关部门加紧调查之际，被认为是案件知情人的海军总部一位上校，在一天早晨被陌生电话约到来来豆浆店会面，那之后，他便神秘的消失了，后来发现被杀。那段时间，来来豆浆店天天出现在电视上，立即成为全台湾著名的品牌，并且迅速在全台各地建立连锁店。我在台中市，便看到几家特别注明“台北著名来来豆浆店”的店铺。

    高档些的餐厅也去过几次。第一次去高雄的时候，王雅各教授在一定海鲜自助餐厅请吃饭，算是高档餐厅，每客好像是六百台币上下，王老师直喊便宜。虽然台湾四面环海，但这样高档餐厅的价位，确实也算便宜的。再后来一次在王老师在台北请帮助过我的守正和光中一起吃海鲜自助，每客要一千元。而简老师做美乐家行销的朋友叶小姐一次请我们在香格里拉吃自助，只有几条炸虾的一客套餐，就要一千五百元，真是卖地点了。

    在台北可以找到各国风味的餐厅。王雅各老师一次请他的两个博士研究生与我见面，便是请我们到台北一家德国餐厅吃中饭，门面也非常小，但里面的装潢算得高档，客人爆满。我们因为没有提前定座位，所以只有一张小桌，而且只能使用到一点半，因为一点半之后有人定了这位置。我住处附近还有一家伊朗餐厅，我去过一次，很冷清，几位客人似乎都是阿拉伯人，估计是摹名而来的。同样由我的住处步行五分钟，便可以到一家韩国餐厅，都可以买到一百元上下的套餐。

    还有一次我和朋友见面，约在台北的“浪漫一生”西餐厅，环境优雅，晚间有钢琴演奏和歌手演唱，商务套餐每客三百元上下。“浪漫一生”在台北有多家连锁店，算得有名的西餐厅。

    在台湾的街头，特别是闹市区，常可见卖水果的小车，但不是像大陆这样整个水果卖哟，都是切成小块块，放在袋子里，或盒子里，配上几根牙签，每袋（盒）卖２０至２５元左右。我每天吃饭的街上，也有几个这样的小摊车，很多台湾人饭后便买上一袋水果，一边走一边扎着吃。我也在那里买过几次，但感觉价钱太贵，一小袋几口就吃完了，比如梨，连一个整梨的量也没有。我很奇怪台湾人如此精细，不吃整个的水果。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处名为“赚一元”的水果店，喜出望外。这里的水果种类很多，可以整个、几斤地买了，而且价格非常便宜。这里称一个水果为“一枚”，如大红苹果１０元一枚，一斤左右的台湾葡柚也是１０元一枚。我自己买的比较多的是蜜黑李，其实就是一种李大，但比北京常见的要大两三部，每枚单买１２元，五枚一起买共５０元，我总是一次买５枚或１０枚。只有很少的水果是按斤称量的，多数水果都是按枚出售，所以给我的印象是，台湾人吃水果还是很精细的。

    这里卖的水果，北京大的超市里基本上都可以见到。所以在商业和运输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真的不需要到某个地方，就可以吃到那里的美味了。一些此前没有见过的水果，如百香果，吃起来酸酸的，并不喜欢。看来，它没有在北京占据市场一席，也许与各地口味不同有关。

    在北京时我喝惯了酸奶，刚到台北时满超市找酸奶，却找不到。快离开台湾了，一次和台北大学社会学系几位硕士生一起吃饭，聊到酸奶，在座的邱盈绮便十分热情，转天买了两瓶她认为非常接近我描述的酸奶的饮料拿来。其中有一种算是饮料，不能算作奶，另一种小瓶的有些浓度，比酸奶又稀了许多。然而口味均很独特，更加之盈绮的细心，使我感到很温暖。

    台湾竟然没有人生产和销售酸奶，这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商机。不知道谁将来会利用这个商机。

    “汽车旅馆”，我以前也只是在媒体上见过这提法，知道多是情侣们约会的场所，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并不清楚。我头脑中长期以来的一个错误印象是，这种旅馆多在公路上，供开车走远路的人过夜的地方。但为什么又是情侣们约会的场所呢？还是不得其解。

    从台北机场往市区的公路上，第一次见到汽车旅馆的招牌，这更加深了我关于汽车旅馆在公路边的错误印象。

    到台北，和朋友聊，才知道汽车旅馆是怎么回事。这种旅馆的特点是都为二层建筑，第一层是车库，车库的上面便是旅馆的房间，每套车库与房间都是独立的。进旅馆的人，开着车从大门进去，不需要下车，经过门口的时候便可以打开车窗办好住宿手续，然后直接开进你定的房间一层的车库，关了车库门，下车后直接从车库到二层的房间里。也就是说，住旅馆的人的隐私被高度保密了，不需要经过大堂，不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填表、拿钥匙、开房间。除了进大门时帮你定房间的那个服务员，不会有任何其他人看到你。除了开车的人外，旅馆门口帮你定房间的人甚至不会看到汽车里其他人的面孔。

    说到这里，为什么汽车旅馆以情侣们的偷情胜地而著称，便不难理解了。

    汽车旅馆的布置均非常舒服，有的甚至是很奢华，通过墙上的装饰等刻意营造浪漫色彩。安全套是都会提供的，高档一些的汽车旅馆还会提供按摩椅，甚至一些性玩具。电视机与录像机也是必备的，会准备多种毛片供你“养眼”之用。

    因为其特殊用途，汽车旅馆的收费分为二种，一种是“休息”，台湾的汽车旅馆普遍规定为三小时，再一种便是“过夜”，费用要高一些。但总体而言，均比大的宾馆为低。如果是生意火爆的时候，有的汽车旅馆甚至不接受“过夜”，只接受“休息”，以加大客流量。

    在桃园市，杨明磊教授带我参观了“薇阁商务汽车旅馆”。杨教授说，这家旅馆在全台湾都有连锁店，做的非常有影响，号称五星级。

    从外面看，旅馆是一幢长形的二层楼，门口挂着些心形的彩色花圈，整个旅馆的外形便被装点的颇为温馨与浪漫。我举起相机拍照，立即有一位男工作人员门口的服务对出来，阻拦我。道理其实也简单，如果这时正巧有客人的汽车进出，被我照下来，客人岂不是很尴尬吗？

    这家旅馆房间里均是高级席梦思床，浴室多备有双人大浴缸，包括按摩浴缸，浴室里也有电视。室内灯光也颇为讲究，设计了四个灯光组群，分别为晴空灯、浪漫灯、舞台灯与睡眠灯，可以通过一键随不同需要调控、转换。此外，有的房间还提供有桑拿房等设施。

    在这家旅馆“休息”的价钱，为每三小时将近600新台币，过夜则为1500元左右。相比于他们所宣传的“超越五星级饭店的尊荣服务与豪华设施，让您体验与众不同的浪漫惊奇”，这个价值确实是很低的。

    在该旅馆提供的宣传手册上，特别注明了：“高频率反偷拍全区侦防保障贵宾消费安全”、“绝无死角”，等等。这让我想到了倒处可见的“征信社”广告，在征信社的压力下，这种“反偷拍”的承诺对于汽车旅馆的客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征信社，我将另文介绍。

    当问及需要送餐时如何处理，这家汽车旅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客人打电话定餐，他们会将餐饮送到一层的车库，然后离开，通知上层的客人来取。

    杨明磊教授介绍说，汽车旅馆也并不一定是情侣们的专属，也会有单身人偶尔住进来，毕竟便宜一些。汽车旅馆是否会有色情服务呢？他说，可能会有，但基本没有。

    八月底，以八卦新闻见长的《壹周刊》便以封面新闻的方式，曝料了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世坚带着自己的前助理、一位24岁的青年女子在汽车旅馆里“休息”了三个小时的新闻，配了大量的偷拍照片，还将那个青年女子的身世揭发迨尽。王世雄是挺扁的电视明星，我在台湾几乎每天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七月份他主要是在骂“每日一曝”的国民党籍立委岳毅，而八月份则是骂发动“百万人民倒扁”的施明德，并因为不断揭施明德早年的隐私甚至也受到民进党内部高层人士的批评，而这次他自己偷情曝光，委实没有面子。

    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汽车旅馆了吗？至少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介绍的文字发表后，是否有聪明的商家就办起来了呢？我看也未尽然。因为这里面还会面对其它一些问题。大陆的宾馆，近几年才开始普通不向住店的男女要结婚证了。但如果深入追究起来，允许无结婚证的男女住进同一个房间，这是为大陆法律所禁止的，只是正在经历性革命的社会，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下，不会有人追究这事了。而开一家汽车旅馆，就等于把法律禁止的拿到明面上来说了。不仅是逼着管理者说话，而且普通民众也不会轻易答应，我完全可以想象，那时注定会冒出一场“汽车旅馆是否鼓励非婚性行为”的大吵架。

    隐私得不到保障，但大陆的情侣们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可以男生先去开房，进屋后再打电话告诉女生房号。然后，允许你只呆两三个小时的“钟点房”，在大陆并不普遍。所以，情侣们即使只需要一小时，也要付整夜的房费。

    对私人性行为缺少足够的宽容与接纳，社会和个人都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我们离开薇阁的时候，正好有两辆车一前一后开进来，前面车里坐着一位男性，后面车里坐着位女性。男性的车停在入口处办手续。我原本想借离开之际再拍一家这旅馆的外景的，此时也决定放弃了。对他人私生活的尊重，还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吧”。

    第一次在台湾街头看到“三温暖”的招牌，立即勾起我记忆中的某些东西。我已经记不清它是由哪里来的了，也许也是看文学作品得出的吧。那就是，“三温暖”是一种色情场所。而“三温暖”这三个字本身便暗示着某种色情服务。

    同杨明磊教授谈这事，他告诉我，并不尽然。“三温暖”本身是一种洗浴按摩场所，它包括热水池、冰水池和蒸气浴三种，故得名。这同大陆的桑拿浴很相似。但也有不同的解释，如郑清荣老师便告诉我，三温暖其实是日本话的音译，原意为“冷热水浴”，即冷热水交替洗浴而已，后来我在北投泡温泉的时候便真正体会了一回。

    台湾的三温暖场所分作两种，一种是有色情服务的，挂的招牌通常只是“＊＊三温暖”，另一种是没有色情服务的，挂的招牌是“男女三温暖”。特别注明了“男女”，便说明是男人和女人可以一起去的，是无色情的“干净”处所。

    杨教授的家在台北，他就职的铭传大学在桃园县。虽然开车只需要半小时，但在台湾人看来也是比较远的了。所以，杨教授有时便会住在桃园的一家“男女三温暖”里。杨教授说，在这里洗浴、过夜，全部只需要四百元钱，所以非常便宜。

    有许多夫妻带着孩子一起来三温暖，作为一种减轻工作压力、自我放松的方式。男女分别在不同的浴池里洗浴，但可以穿着这里专门为客人准备的宽松的衣服在休闲大厅里聚会，吃东西、聊天、看电视。

    杨教授陪我参观了他常住的桃园市的丽池男女三温暖。这里除了前面提到的热水浴、冰水浴和蒸气浴外，还有能量屋、冷疗浴、冲击泉、动力涌泉浴、水下气泡按摩床、休闲漂浮浴等设施，健身房更是免费使用。睡觉则是在一种上下三层的小格子里。这样全套才需要四百元，在大陆也是超低价了。至于按摩与美容服务，则需要另外加钱。

    未特别注明“男女”的三温暖，作为一种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也是分区的。客人照样可以在开放区里享用各种设施，如果需要色情服务，服务员会将你带到里面的另一个区域，两个区域彼此是隔离的。毕竟，现在在台湾商业性的性交行为是非法的。

    三温暖里提供的性交服务，从二千新台币到四千新台币不等。应该算作一种中档的性服务业。

    台北有三大书圈，一个是以台湾大学为中心的几条路，有２５家书店、出版社门市部，因为有女书店、晶晶书库、唐山等特色书店而被认为最具多元性与个别特色；第二大书圈为重庆南路书圈，约有４０家书店，极盛时超过６０家书店，现在除了一些连锁店外，大多转型为考试专用书店；第三大书圈，便是捷运（地铁）中山站和双连站之间的地下书街，在两站之间的地下街开幕，足有一公里长，展书数十万册。号称世界第一地下书廊。

    我到台湾后，正值地下书街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８日正式开幕，由单一书商租下，再整合上百家出版社，打出“出版社收录最完整”的口号，要与台湾最有名的书店诚品书店一决高下。台湾出版界现在很不景气，对于这个地下书城的开幕，业内人士说，有人仍然愿意把饼作大是好事，但是除非每家都打出独特个性，恐怕也难以持久。这家书街还在规划成人出版主题区。

    诚品书店是台湾最大的图书连锁店，我在不同城市都有看到，台北更是有多家。位于信义区松高路的诚品书店，被称为“信义旗舰店”，这里上下三层都在售书，面积很大。紧邻“社会学”的区域，有两排书柜，注明是“性别研究”，我在那里盘桓近一个多小时，找寻自己需要的专业书，但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琳璃满目，但是相较于大陆，已经非常丰富了。我四次去诚品信义店，至少买走三十本书。

    “性别研究”的书柜中，也包括了性方面的书，但并没有专门的注明。这可能与台湾学界普遍认为性与性别是不能分家的有关。一些谈性的书，外有塑料模的包装，是不能拆阅的，这些书均注明“１８岁以下请勿阅读”的字样。我注意到，一些在大陆自由销售的书，在这里也被列入成年读物中，如刘达临编写的性史图鉴等。实际上，台湾的“出版品及录影节目带分级办法”于2004年12月1日出台后，便有民间团体组成了“反对假分级制度联盟”主张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呼吁“我要读书，读书自由”。

    在诚品书店逛，发现许多图书都是两岸都有的，畅销书中也不乏两岸都在畅销的。像〈西藏生死书〉，在台湾和大陆都已经畅销多年了。

    有专门的“简体字图书区”，均是从大陆直接引起的图书。这些图书的售价，会在原人民币折合成台币后，再加百分之二十。即使如此，在台湾的图书市场，这仍然是几乎不可想象的超低价位。

    台湾的图书大多仍然是竖排版，印的字数原本就少，一本十七八万字的书，印到三百页，通常卖到三百元左右，合人民币７０多元。我大致核算，看同样字数的一本书，在台湾人要花相对于大陆３倍的价钱。

    诚品书店里还有专门的英文书柜，相比而言，英文书要多于从大陆引进的简体版书。英文书的价钱，又远远贵于台湾版书了。

    这家诚品的旗舰店正对一本题为〈浴室〉的书着重推荐。在一个角落处，放着一个浴缸，浴缸上搭着手巾，一旁放着洗浴液、镜子等，当然，更重要的，是放着一叠〈浴室〉。

    诚品信义店每天营业到凌晨二点，而诚品敦南店，则是二十四小时通宵营业。深夜是否还会有人去书店？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女生告诉我，有的，而且有人去“泡ＭＭ”。我曾有两本书买不到，在诚品信义店的服务部登记后，几天内便买到了，通知我去取。

    诚品书店还与一家房地产公司合作，在一个新的住居小区里建立了全台湾首座“阅读社区”，提供两万册藏书，并将不定期举办文艺讲座与读书会。这无疑成为房地产商的一个销售卖点，打出“一本安徒生童话就可以启开美好童年，丰富想象空间”的广告，但与此同时，也确实推进了阅读，推广了诚品的品牌。

    重要的图书出版前，诚品还会有所预告。比如我９月３０日去诚品信义店时，便得到一张小说《中性》将于１０月２１日在诚品上市的“试读册”，除介绍这本新书外，还印有六七千字的内容供你“试读”。

    一天，简英杰老师到离我住处不远的天下出版公司的一个门市部进书，也将我接了过去。

    天下是台湾一家大的出版公司，有图书、杂志等几个部门。简老师带我来的这家门市部，门前有一个“书香花园”的牌子，占地不大，分两层。这里出售的主要是天下公司的图书和期刊，也有少数其它公司的出版物。一层主要是陈列销售的书籍，临窗的位置是几张餐桌。二层，则主要是餐厅。此外，还经营场地租用业务，二层有会议室和几个包间可以出租，甚至整个二层都可以出租，供会议、聚餐之用。

    简老师说，他曾经了解过，这家门市部的营业额百分之七十来自餐饮，只有百分之三十来自图书。餐饮环境优雅，为客人提供了很好的休闲空间。非用餐时间也可以坐下来喝饮料、聊天、看书，而白水是免费供应的。

    餐桌上立有餐单，今天是星期一，便是一份“星期一餐单”。有两种套餐，还有水饺等。餐后带提供水果和饮料。每天一个餐单，几种餐，这样，既保证了客人即使每天都来也有不同的口味，又保证了不需要太多的劳力，简便易行。

    图书与餐饮合二为一，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经营模式。在大陆少见这样的经营，我猜想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二种经营分别属于文化和餐饮，需要不同的营业执照的关系。

    台湾大学附近的女书店，我在台湾期间先后去了三次。它位于前面提到的那第一个书圈所在地。我对女书店是久闻其名了，她以出版、经销女性主义图书而著称。没有想到，她深藏在一条巷子里，爬上一个狭窄到只能经过一个人的楼梯，才到了她的店铺。感觉上约１００平方米的空间，与想象中的有很大差别。引起我注意的是，除了图书，她竟然还在经销假阳具之类的物品，问过业内人士才知道，这是与强调“女性情欲解放”的主张相契合的。

    女书店是一些学人集资参股成立的，每个入股65万台币，王雅各老师是唯一的男性入股者。

    说到书店，又不能不说一下和女书店同属于第一个书圈的晶晶书库。晶晶书库是一家同志书店，1999年1月1日开业，成为全台湾第一家挂出彩虹旗的同志店家，那之后数度掀起风波。2001年1月26日，农历大年初三，晶晶书库打烊。1月27日晶晶开店时，发现店门玻璃被砸。晶晶书库的老板赖正哲（人称阿哲）立即向警方报案，同志社群认为这是一次对同志歧视、挑衅的恶劣事件，发起一系列抗议与声援活动，提出的一个口号便是：“今天扔砖头，明天就会扔炸弹！”虽然案件最后也没有侦破，但通过这一系列抗议活动，同志社群传达出了自己反歧视、反偏见、反打击的声音。

    ２００３年３月，晶晶书库又因为从香港进口男性裸体杂志，因内容充斥裸体、刻意暴露性器官，而被检方依妨害风化罪嫌起诉。赖正哲为求获得“公正而正确”的审判，曾向基隆地方法院声请异性恋法官回避，但被驳回。同志社群又掀起一系列声援活动，参与声援的性别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苹说，今天要表达为何暴露女体无罪，男体就有罪。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召集人何春蕤教授表示，男同性恋的文化是少数文化，应该要好好保存，外界不要打击。台大学生阿天也代表消费者要求有合法贩卖的管道，他认为被查扣的书刊感觉不出猥亵。法院开庭时，上百名同志聚集在基隆地方法院声援，并以行动剧讽刺刑法中对于猥亵的认定。

    晶晶案缠讼两年，最终“高等法院”判决“妨害风化”有罪，负责人赖正哲判处拘役50天，得易科罚金4万5千元。同志社群发动“一人两百挺晶晶”募款，共筹得7万3千多元。取得释宪权利后，赖正哲并自掏腰包将捐款余款补足到4万5千元，宣布成立“废刑235行动联盟”，款项作为基金。

    王雅各老师陪我去了晶晶书库，我与阿哲亦有短暂交谈。用王老师的话说：“晶晶不能不去，这是一次朝圣。”

    台湾有许多营业涉及全国的图书经销商，出版社的图书一般会委托给他们。当然，也有大的出版社自己有经销公司，如简老师经常合作的便是联经出版公司的经销公司。简老师说，我要买什么书，可以在书店里看好了抄下书名和出版社，交给他。有些书他可以直接从出版社进，有些则可以委托大的经销商进货，这样会比市场上的售价便宜许多。

    在台湾，成立出版社采取登记制，不需要任何审批，只需要花约八千元（折合约为二千元人民币）登记费，便可以成立一家出版社。而要出版一本书，也只需要给国家图书馆发一个传真，写上书名、作者、内容简介等基本内容，三个工作日内，国家图书馆便会传真回来一个书号，便获得了全部合法的出版手续了。

    台湾有大大小小４０００家出版公司，目前在正常运作出书的约有４００家，每年出版图书３万种。大陆目前每年出版图书１０万种，法国出版图书也是１０万种，按人口比例核算，台湾不仅出版图书人均数超过大陆，也超过了法国。

    因为图书市场小，所以如果一本书销售到２０００册以上，便算保住了成本。当然，台版书同时也可以营销香港、新加坡等地。

    台湾成人用品店的数量，远没有大陆多。

    到台湾几天后，随简老师去新庄市办事的时候，在新庄市的路边，我到台湾后第一次看到了成人用品店，招牌是“男的世界”，“的”字用的还是日本文，招牌上还写着“航空版、ＶＣＤ、ＤＶＤ”，简老师向我解释，在台湾街头看到ＶＣＤ、ＤＶＤ的招牌，便都是成人片。非成人片的ＶＣＤ、ＤＶＤ，不会在招牌上作广告。这和大陆的情况正好相反。

    这家店的门口也有“未满十八岁的儿童及少年禁止入内”的标识。

    进去后，不足二十平米的店铺，主要是在卖光盘。整整两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光盘，中间的柜子里也堆满了光盘。墙上挂的，５０台币一张，柜子里堆的，３０台币一张，买二张５０台币。大致看了一下，主要是日本片。

    只有非常少的情趣用品，主要是仿真阴茎，以及几个套环，摆在架子上，显的非常孤落。

    几分钟后，女老板从后面走了出来。向她了解是否批发，她说没有。哪里可以批发，她说老公知道，但老公不在家。

    架子上的货，她说，主要是台湾产的。以前也卖过大陆产的，便宜，但是质量不好。

    征求她的意见是否可以拍照，她说：“不好吧。”我说只拍墙上的光盘，她仍然说：“不好吧。”我便无法再坚持了，只是从外面拍了拍店铺的门和招牌。

    后来又在别的城市进过一家卖毛片的店，那里面则干脆就没有成人用品。因为在台湾，成人性用品与光盘，分别属于不同的营业领域。

    一天晚间，在永和市，又看到几家情趣用品店。进入其中一家，这里不卖光盘，全部是床上情趣用品。假阳具、壮阳药、催情品、小玩具等等，从陈设到品种，与大陆同类商店里销售的所差无几，甚至还不如大陆有些店全。至少不如我的朋友张生在北京开的怡性园连锁店里的货全。

    而价钱也非常不便宜，如一个上弦的小玩具，售价就在三百多元。假阳具，售价也在七八百元，甚至有一千多元的。比大陆同类商品的售价略高一些。

    怡性园的老板张生，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委托我批发一些货回去。所以我特别留意哪里有批发。在桃源县的路边，看到一家成人用品店的广告牌做的有三层楼高，但进去之后，发现也只是二十几平方米的空间。

    这家店的广告牌上写着“大批发、全省连锁、欢迎加盟”的字样，但进去一看，货的种类仍然非常有限，价钱也仍然算不上批发价。这家店还提供成人用品的修理服务，这样的服务在大陆还没有听说过。

    因为要帮张生找更便宜的货，所以我在网上查，发现了一家专卖成人用品的网站，价格较外面的店铺要便宜许多。但有台湾的商界朋友告诉我，同一种商品多份带入大陆，会涉嫌商业贸易，是要履行商业进货手续的，否则算作走私。而张生也得到消息，说以前同行进口到大陆的这些货确实都是走私的。于是，从台湾采购成人用品到大陆的计划就此放弃。

    之所以曾想到台湾采购，是因为据说，台湾是一个成人用品的大的生产地，品种较大陆要多，质量好，价格也便宜。但这一路看下来，似乎并不如此。在网上虽然也可以查到一些生产相关用品的厂家，但规模都很小，货也不全。相反，倒是街边店销售的产品，许多仍然是大陆进口的。

    台湾的成人情趣用品产业，似乎远无大陆那么发达，至少销售网点就差的非常远。我在台北市内，就没有看到一家这样的店铺。

    到台湾的最初几天，走在台北街头，找不到现代化大都市的感觉，与想象中的距离实在太大了。

    由机场到市区的道路宽处也就是二三十米，两侧是破破烂烂的各种店铺，感觉大多数的建筑物至少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下公车后，走在往校园的小街上，几乎没有为行人准备的空间，一道白线里面恐怕只有二三十公分的宽度，稍不小心就走到汽车道上了。满眼所见的建筑物，在北京似乎都属于迫切需要拆迁改造的范围了。

    一个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台北太旧了。台北的街道大多窄窄的，窄到我以为只是一些胡同或弄堂，其实却是可以在地图上清楚标明的汽车行驶的道路。学校周围的几条小路窄的五六米宽，宽的也只有十多米。窄的会是单行路，宽些的会是双向路。我刚到时，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常忽视了看红绿灯。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路真是太窄了，我想不到它们还会是交通路线，会有许多汽车经过，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是这样的小路，也有红绿灯，说明市政建设的到位。

    住处附近几条街都是住宅，里面也许装修很好，但外表看同样破破烂烂的，一幢甚至一家一个样子，最高三四层，但占地也很小，通常是一户紧挨一户的房子高矮不齐，形状各异，整条街没有绿化，没有空地，怎么看怎么像是临时建筑。

    后来同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郭文般教授聊天，原来这些就是“临时建筑”。郭教授曾让学生查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北城市规划设计，结果找到的全部城市规划都是防空洞的规划。当时国民党一直惦记反攻大陆，认为在台湾呆不了多久，也没有认真做城市规划。加上土地都是个人的，因此就按各自的想法盖各自的房子，整个街巷便非常杂乱的感觉。

    而后来想做城市规划了，土地都是私人永久据有的财产，做城市规划、拆迁便非常困难，土地所有者会与政府不断地讨价还价，有时还会请民意代表出名，甚至举行示威活动，上诉到法院等等。所以台湾人无法理解大陆某片土地规划的时候，几个月便全部夷为平地的情景。

    郭教授说，所以台湾的人均收入非常高，但是住的房子在世界上发达国家比起来却非常差。

    台北的许多道路名称是用大陆的地名命名的。我住的台北大学合江路校区，位于台北市的东北部，所以周围的路名都是中国大陆东北城市的路名，如长春路、兴安街、龙江路，等等。老实说，我自己对东北的兴安和龙江也没有任何印象。台北的南面，则是大陆南部城市名作路名，如福州路等等。

    我住的这个校区的历史很久远了，前身是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学校周围几条小街上是一排排的小吃店，王雅各教授告诉我，许多小吃店在他读书的时候就存在，他就在这里吃饭。几十年了，竟然没有变化！像这样几十年未变的地方，在台湾还有很多，比如我曾去过的基隆庙口夜市。

    曾和台湾的朋友讨论台北的旧。他说：那是因为你看到的北京太新了。

    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进入高速发展期，而北京这样的大陆大都市，可以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发展期。所以，二十多年来，台湾当年的新建筑，已经是现在的旧建筑了。再加上台湾地小、人少，所以自然建筑物没有北京的多，没有北京的高，道路也没有北京的宽了。

    也许可以这样说，台北是一个已经发展过了的都市，而北京是一个正在每天日新月异发展的都市。社会学有一个迟发展效应理论，讲的是后发展的地区，会一下子跟上最前端的现代化。

    并非整个台北都像我说的那样旧。我到过据说是世界最高的１０１大厦附近的商业区、西门町附近的商业区，现代化的感觉还是非常强的，建筑物普遍要新一些，道路也要宽一些。但我在台北见到的最宽的街道，是单向三车道的。

    但是，拿台北现代感非常强的地方与北京现代感最强的地方，如建国门附近的现代化商业与办公区相比，台北还是要略逊一些的。

    还需要提及的是，台湾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城乡差别基本不存在，更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当我拿北京与台北作比较的时候，只是就两个城市的比较，同时却忽视了大陆广大的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等等。

    骑楼是台湾非常常见的建筑风格，政府并且有规定：临街有店铺的新楼，必须建设成骑楼。所谓骑楼，便是二层比一层向外多出来两米左右，一层外便形成了一个有顶的走廊。与骑楼同时存在的，便是台湾的街道几乎没有人行道了，人都在骑楼二层下面行走。加上摩托车四处乱停放，使得行走非常困难，要绕来绕去的。我一直对这种奇怪的建筑不以为然，回想在大陆，似乎只在上海看到过一处，北京是绝对没见过的。直到将离开台湾前，同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几位研究生去淡水玩，在同行的林珮珊小姐解说下，我才得以对它的功能恍然大悟：台湾夏季太热，而且多雨，骑楼方便行人躲开烈日和雨水，而且也更容易逛进旁边的店铺。这样想来，这一建筑风格还是非常适用的。

    台湾的大中小学校，都有一些楼取名为“光复”或“自强”等，前者自不必说，后者则主要是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之后的建筑。我所住的宿舍旁，便是一幢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自强楼”。

    走在台北街头，如果不看众多的摩托车，你会意识不到这是在大陆以外的地方。同样的黄皮肤，同样的语言，穿着打扮也几乎完全一样。但是，细看下去，则会发现一些不同。比如，大小寺庙、算掛摊贩，这些便是在北京绝对看不到的。

    政治选举带来的色彩也时常能够感受到，即使在一个非选举的季节。有的地方会保留着选举时的大幅广告牌，公共汽车的车厢上也曾见参选议员的画像，间或还会在街头看到某某“立法委员”的办公室，这里用来接待选民，为选民服务。

    在台北，时常能够在街头见到考试辅导班的广告。有时一条街上满布这样的广告。有几条街，便称“考试街”。公共汽车牌上，也有很多是辅导班的广告，上面印着某某科目辅导名家的名字。台湾高中毕业升大学的比例高达８０％以上，但考试辅导业仍然这样景气。在一条繁华的街上，我还看到一个“Ｋ书店”的招牌。以为是一家书店，问张光中，他说，是学生自习的地方。有些学生不愿意在家里看书，怕分散精力或效果不好，便到这里，要交一些钱，然后是一排排隔断，便可以自己读书了。

    台北的大小店铺门外，多有专门放雨伞的架子或塑料水桶，客人会把雨伞放在外面再进店，避免带雨伞入内将水滴到地上。在台湾大学正门对面的诚品书店门前，还准备有塑料的雨伞套，如果客人将雨伞放在门外不放心，可以套上套子带进书店。一位台北人告诉我，他的新雨伞曾被人拿走而只留下一把旧雨伞的情况。后来去日日春协会，发现放在门口的新雨伞上挂了一个“故障中”的小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用来防贼的。但贼肯定非常少，因为各家店铺门前的雨伞架上，还是放了许多很新的雨伞。

    我刚到台北时非常不在意零星雨滴，它们甚至不会打湿衣服，所以我也不打伞。但是去机场接我的王守正助教，第一天便告诉我：再小的雨也要打雨伞，因为台湾的雨是酸雨，腐蚀性强。为防阳光打雨伞的台北人，也随处可见。台北人手中的雨伞，以及店里卖的雨伞，都很大，我带过来的平常在北京用的雨伞相比之下太小了。

    台北的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没有任何前兆地突然来了，又突然停了。几分钟前还是万里晴空，大雨却会突然下来。所以在台北街头，即使是大晴天，也有许多人拿着雨伞。

    台北街头也时常会看到一些感人的痕迹。如在台湾大学门的一条街上，许多路灯上贴着标识，说明这路灯是某某人捐的，以使“光明普照”等等。

    台北街头的垃圾桶大多两个并排放，一个注明普通垃圾，另一个注明资源回收桶。我在台北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环保署”要求各县市新设垃圾桶一定要分一般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二种。台北有二千九百个垃圾桶，将逐步加资源回收桶。民众不按规定分类，可以罚一千二百元到六千元的罚款。

    在一些旅游区，会看到设计精美的垃圾桶。我在台北期间，还赶上好邻居基金会组织公用垃圾桶设计大赛，期间有一百多组台北市民参加，提出众多有独特创意的垃圾桶设计，如鸡蛋的、灯笼的、１０１大楼的、鞋子的、香菇头的，等等。好邻居基金会将把这些设计无偿捐给各县市环保局。

    台北的高架桥，虽然也很旧了，但高架桥的侧面均绘制了彩色的花卉来装饰。街头的电压器等设施，也均绘有彩图装饰。

    一次我和光中直行穿过一个路口，突然有一个公交车正在右转弯驶过来，我本能地拉住光中后退，要让这公交车先过。但公交车却完全停驶了下来，司机坐在里面向我们摆手，示意我们过。光中告诉我，台北有规定，右转的必须让直行的，否则将受到处罚。

    台北，虽然建筑有些旧，但是，内涵还是蛮深厚的。

    台湾街头算命的店铺很多，这种在大陆违法的行业在这里极受欢迎。光中告诉我，从没有算过命的，与逢到什么事便频繁算命的，可能都非常少，但是，台湾人普遍都算命，确是事实。

    旅游手册上介绍，台北行天宫周边地下道，就聚集着许多命相馆，“交织成台北市最具俗民色彩的地域”。一天下午，光中陪我到这里参观。我们将摩托车停在行天宫的对面，然后穿地下通道过去，便在地下通道一侧看到了一间间小小的灯火通明的命相馆。每间只有四五平米大，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面相师。与大陆偶尔可见的街边算命老人不同，这里算命的人，都比较年轻，中年人为主，男女都有。

    我大致算了一下，两条通道，共有近３０家这样的面相馆。各家门前的招帖，除了“恋爱婚姻、婴儿取名、阳宅监定、事业财运”这些算掛的项目外，许多面相馆还特别说明“日本话ＯＫ”或者“广东话ＯＫ”，这分别是看准了日本和香港的游客。

    在附近的地面上，也有很多招牌大的算命店。

    光中告诉我，台湾人一般在婴儿出生后，都会算一掛，看看这个孩子的生辰八字，命中有哪些坎坷。我问，如果被告知命不好，岂不是很郁闷，还不如不来呢。光中说，无论命中有什么坎坷，掛师均会提出一些破解之道来。

    许多人来算命，都是被介绍来的，熟人告知某个算命的算的准，就来了。光中自己在读高中时，母亲便带他到一位朋友推荐算的准的店算过命。他说，除了出生时，那是他唯一一次算命。但像他这样的台湾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更经常地算命。

    行天宫旁地下通道里的掛摊，每掛２００元，如果觉得算的好，可以多给。通常是包一个红包。

    在算命这事上，也有阶级。光中介绍说，台湾有一些面相师是专给有钱人算的，如演艺界、商界的人，这些人口口相传，说某某人准，就都会去找他算，费用自然也很高。这就好比宗教信仰，有钱人可能很少到人潮涌动的寺庙中进香，他们会有自己求神拜佛的地方，台湾宗教界有许多著名的高僧，有钱人会去找他们。即使进了同一个寺庙，特别有钱的人还可能被请到后面，进入“ＶＩＰ包间”。我自己更是在一位企业家的家中，看到了一座金壁辉煌的佛龛。

    只是不知道，神是否也有阶级？

    算命的普及显然与宗教信仰的普及紧密相关。在行天宫里，有一些帮助“去惊”的人，光中陪我去看，我说了一句：“这去惊的场面真的把我吓着了。”光中不解。在大陆寺庙里看到的虔诚的信仰者，会是老年人居多。而在行天宫长长的几排等待去惊的队伍中，我看到的多是年轻人，而且不乏穿着考究，一望而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收人阶群。

    和台北大学社会学系几位研究生聊天，他们会很吃惊于我不相信鬼。当听说大陆即使有影片表现鬼，大家也是当作娱乐片看时，他们会觉得非常好笑。而一位女生说，她在看过鬼片后便会受惊，吓的睡不着觉。显然，她是担心鬼会突然来拜访。

    在行天宫附近地下通道里，看到的另一处景观，是几位老年妇人坐在小凳上为人“挽面”。先在人的脸上涂上面膏，再用细绳拉、绞，拨掉汗毛，起到使皮肤细白的效果。据说，这是一种传统的美容术。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只有五十年，但从殖民政策的角度看，算得上成功。直到今天，一些台湾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会讲日本话。在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时常能够看到日据日期的痕迹。

    从地名上，便有田中、池上这样清晰的日本地名，仍然保存着。一些商家的招牌中，也常见日本字，最常见的是以日文的“的”来代替中文。

    城市里，我拜访杨明磊教授家，他家铺的便是“和式地板”。有一个晚上，我便是在“和式地板”上打地铺睡觉，体验了一次近乎于日本“榻榻米”的感觉。而在农村，简英杰老师的家里也是和式地板。这是我去过的“唯二”的两个台湾人的家，便都有日本式的和式地板。我后来和台湾人交流这个问题，大多数被我问到的台湾人都说，他们家通常至少有一个房间是和式地板的。

    行天宫附近的算命店中，几乎有一半特别在门口打出大字招牌：“日本话，ＯＫ！”即告诉日本游客，店主可以用日语和他们交流。而注明可以用“广东话”的，却很少。

    在一些老年学校，会有日本舞蹈、日本插花等手工艺的讲座；而台湾１００多个电视频道中，也有几个日本电视台的。

    我几次经过高速公路的南投休息站，站内有一家茶叶店，取名为“二虫茶庄”。“二虫”很中国，我在泰山上也看过到这两个字，即“风月”二字去框，取“风月无边”之意。但店里卖的冰茶却很日本。绿茶、乌龙茶，均有冰镇的凉茶放在杯里出售，如大陆卖冰镇饮料一样。据说，这也是日本的喝法。在大陆，认为喝凉茶是不利健康的，何况冰茶呢。

    在日月潭旅游，听到有人告别的时候说一句四声的停不懂的话，以为是台湾话或原住民的话，细问，才知道是日本话的“保重”。原住民，也多会日本话。

    几家台湾大书店，如诚品，售的外版书最多的是英文，其次是简体中文，再次便是日文的了。虽然日文书是外版书中最少的，但比较于许多国家书店里并无日文书售，还是很显眼的。

    而书店中的旅游指南类书籍，除介绍本岛的外，便是介绍大陆和日本的了。同样，报纸上的旅行社广告，也是以大陆和日本为主。

    至于公共场所的标识，也常见繁体汉字、英文和日文三种。走在街头，日本寿司店也非常多见，可能只是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店铺，并不像北京的日本寿司店那样正规和“气派”。在飞机场和飞机上，广播也是四种语言：普通话（国语）、闽南话（“台湾话”）、英语、日语。

    棒球是台湾的“国球”，我在台湾期间，几乎每天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相关的新闻，特别是棒球运动员王建民，接连在国际上获奖，被视为“台湾之光”，时常会听到台湾人以自豪的口吻谈起他。王守正助教曾通过电子信箱传给我一个王建民投球的录像片，球投出去，定在对方的界内，竟然纹丝不动，一点滚动都没有，令人称奇。台湾队之所以非常喜欢棒球运动，同样是受日本和美国文化的影响。相反，在台湾没听谁谈过足球。守正曾说，他自己比较喜欢踢足球，但是，“可惜台湾没几个人会玩”。

    八月下旬，日本相朴代表团到台湾，也受到从政要到民间的近乎疯狂的欢迎，媒体每天追捧，更有小学生穿上和服等着代表团住处门前等着签名。

    到台湾的旅游者，最多的来自日本。在台北故宫参观，周围全是日本人。相应的，博物馆也多提供日文的解说。各博物馆、纪念馆的参观手册，通常是三种文字：繁体汉字、英文、日文。

    日本人之所以热衷来台湾旅游，除了地理上近的关系，便是历史原因了。王雅各教授分析说，日本的历史书会提到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老年日本人会对他们的下一代讲到对台湾的统治，日本还有许多台湾人的后裔，他们父母亲可能一方是台湾人，另一方是日本人……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许多日本人对台湾既有一种亲切感，又有一种神秘的向往。再加上，日本和台湾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台湾时常碰到日本人便不足为奇了。

    一位日本叫片仓佳史的日本摄影家，便几度来台湾，四处旅行、拍照，后来出版了《台湾日治时代遗迹》和《台湾土地，日本表情》等摄影书。在片仓的镜头下，从城市到乡村，无处不有日本遗迹。在台北，像“总统府”、“监察院”、“司法大厦”等主要机构，便都是日本殖民时期的建筑物。我看到了台湾出版的这两本书，第一本也用的是“日治”一词，这让我很不舒服。“日治”，而非“日据”，是日本人一种否定、淡化殖民统治的用词。

    台湾人对日本持一种怎样的民族感情呢？和台湾人讨论这个问题，得到的回复，以及我的个人印象都是：这仍然是一个“常态曲线”，即持极端正面与极端负面评价的人，均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处于中间位置。

    王雅各教授便说，他曾经对日本也没有好感，后来几次去日本开学术会议，对日本的感觉渐渐提升。他说，日本人非常有教养，待人很谦恭，他们治理国家也条条是道。但王雅各教授也非常反感日本人拒不就历史问题道歉的作法。

    同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生聊天，他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以及日本一直拒绝道歉、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并无像大陆人民那样的强烈情绪。台湾的官方也会就靖国神社等事宜发表官方的声明，但学生们告诉我，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态。官方和民间均没有认为是太严重的事。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强烈反日的。八月中，媒体报道台湾民间又有人去强行登钓鱼台岛，警方曾试图阻止。去的人带着台湾的“国旗”和五星红旗，他们对媒体说，必要的时候会打出五星红旗，因为日本人会比较怕中国大陆，而不怕台湾。

    我曾和王雅各教授讨论日本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对另一个国家和民族，即使是有过战争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就是论事，而不应该简单地仇恨，对人民更应该持一种友好的态度。也许，“常态曲线”是一个民族心态成熟的标志？

    如果不是开车在台湾走一走，真的感受不到台湾是如何之小。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可能只需要几分钟的车程。我的住处在台北的东北部，比较靠近市中心的地区。一天，简先生带我外出，从我的住处出发，开车不到十分钟，已经到三重市了。又开车不到五分钟，过了一条街便是新庄市的地界了。到永和市，开车约只有二十分钟。到北面的基隆市的庙口夜市，我们也只用了半个小时。杨明磊教授开车带我到桃源县他所工作的铭传大学，也只有四十分钟的样子。

    我在电话里和大陆的朋友说：这里开车一小时就会经过几个城市，过一条街就是另一个乡了。他们都在电话里笑，无法想象我可以一天内经过四五个市县，甚至更多。

    从台北到桃源市，只有二十几公里，但还是有很多人坐火车。如果在北京，打车就到了。

    台湾人从南部到北部，会说是“上去”，从北部到南部，则说“下来”。王雅各教授陪我“下”高雄的时候，列车只停靠三四站，用了四个小时，而回程“上”台北的时候，许多小站也停，用了五个多小时。而整个行程，其实只有四百公里，坐飞机是五十分钟的航程。但是，却已经是几乎是从南到北贯穿台湾岛了。

    我到台湾时，来机场接我的是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王守正助教，他自己也是第一次来机场。在台湾岛内，几乎不需要坐飞机，从北到南开车走高速公路时间还会更短。

    台湾的城市之间距离小，还说明了另一点，就是台湾的高度城市化，城乡差别基本消失，据王雅各老师介绍，务农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

    台湾人听我描述北京如何大，也会笑。他们无法想象在北京从住处到工作的地方要坐一两个小时的汽车，无法想象我有一次从出租车五十公里仍然在北京市内转。

    台湾的小，还可以从到过大陆的台湾人的感受中体验到。和到过大陆的台湾人聊到，有三个人曾对我提到，在大陆坐朋友的车去某处，他们会说：“没多远，一会儿就到。”结果车一开，就是一两个小时。

    我和台湾的朋友说，我家离圆明园不远，不到二十公里，他们也会笑，说：“二十公里还不远？”

    同理，在台北和人约会，人家会告诉我那个地方离我住处如何远，但我一查地图会吃惊地发现，只有几个街区。打车去，也只有五六公里的样子。这便是人们对距离感的差异。

    整个台湾很小，相应地，所有的空间分配都会缩小。如台湾城市的面积会小，城市里的道路会窄，许多打着“国家”字头的建筑物也会小。如“国立台湾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这样打着“国家”字台的建筑，在我看来也只是一幢幢普通的三层楼而已，比大陆许多公司的办公楼都要小。台北故宫博物院，算是我去过的博物馆里最大的了，但也远没有想象中的大。这些地方的导游手册上均没有说明占地面积，在我的感觉中，恐怕不及北京故宫的二十分之一。

    台北最大的广场，是中正广场，这里是经常举办游行示威的地方。但也只需要二三分钟便可以从一头踱步到另一头，面积竟然不如大陆一个普通城市里的中心休闲广场。

    地方小，地图的比例尺便小。刚到台北的时候，看着地图感觉很远的路，走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没几步就是另一条街了，使得作为行人的我会非常有成就感。

    好几次有这样的感觉，到了导游手册上的一个景点，抬头一看，另一个景点竟然就在眼前。比如从故宫博物院步行，也就是两三分钟便看到原住民博物馆了。在台北的政治中心，“总统府”、“立法院”、“司法大楼”、“监察院”、国民党中央党部，这些建筑相距都不远，走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一个。当时的那种感觉，真的立即让我想到在深圳逛世界公园或锦绣中华的感觉，仿佛入了一个微缩景观的园林。

    可能正是因为空间很小，所以，台湾人的空间意识非常强。有专门的学者研究空间，许多地方会注明空间的使用权，哪些是对外开放的公共空间。我住处旁的男卫生间的门上，便贴着一张“请尊重男性使用空间的权利，女性莫入”的小告示。

    大陆也有朋友知道台湾小，我到台湾后半个月，有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在ＱＱ上和我聊天，便问我见到小Ｓ没有，弄得我非常吃惊，回复说，我怎么会见到演艺界的人呢，我们不是一个圈子呀。那编辑便说：台湾很小，有时逛街时就会遇到。台湾虽小，但也没小到这种地步，她这说法让我哭笑不得。后来有一天和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一起吃饭聊天，有位学生说，他还真的在街上看到一个著名歌手，只不过是“过气”的。台湾人用“过气”来形容其风光时代已去，被淘汰了。

    台湾全岛面积总共三万四千平方公里，用计算器一算，大陆是它的２８２倍还要多，如果不考虑直辖市，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里只比海南岛大。这令我想到，当年退居台湾的老蒋心里将是多么郁闷，如果再算上蒋介石在大陆时尚未独立的外蒙古，大陆就是台湾的３００多倍了。在大陆各地奔走了几十年的老蒋，不郁闷才怪呢。

    在台湾生活半个月后，如果抛开政治上的种种原因，我越来越不能理解“台独”了。我和很多朋友说：台湾独立，对台湾人民真的没有什么好处。不在台湾倒处走，无法真正理解大陆的“地大物博”。我开始对台湾的朋友说：放着那么大的国土不要，那么富饶的国家不要，那么有前景的祖国不要，在这个小岛上闹独立，有什么意思呀？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又是我作为外来“他者”的解读了，“本地人”肯定会有另外的感受与解读。

    逛博物馆，绝对是一件“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事情。我自己曾在博物馆工作六年之久，但是，仍然不敢说逛每一处博物馆都能看出“门道”。

    博物馆界有一个说法，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博物馆数量的多少，以及博物馆参观人数的多少，便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整体素质。博物馆，是精华凝聚的地方，有“终身课堂”、“社会大学”之称。

    台湾的博物馆不可谓不多，在每一种旅行手册上，博物馆都会是重要的介绍对象。在台北的旅游手册上，便介绍有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博物馆、袖珍博物馆、温泉水晶博物馆、北投温泉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邮政博物馆、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世界宗教博物馆、儿童交通博物馆、树火纪念纸博物馆，等等。更多多家美术馆、科学教育馆、艺术馆，等等。台北有一处南海学苑，里面便集中了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广播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还有植物园，在我看来就是一座植物博物馆，因匠心之处在于，不是按传统常见的植物科属将其分区种植，而是按主题，如“成语植物”、“中国文学植物”、“佛经植物”来分区，将其中提到的植物种在一处。还有一个香味区，其中各种植物散发着不同的芳香。虽然和大陆的博物馆比起来，台湾的博物馆规模都小许多，但是以台湾的土地面积，以及人口总数，博物馆的比例绝对是非常高的了。如果真能慢慢走下来，也绝对不亚于翻阅了一本生动形象的百科全书。

    在其它县市，也有众多的博物馆。开车在公路上走，有时便会突然间看到一家。比如桃园的可口可乐博物馆、中国家具博物馆、海洋生物教育馆，等等。简英杰先生带我去台南摘龙眼时，有一次开着车，路边便有一家盐业博物馆忽然跳进眼帘。在由日月潭去浦里镇的路上，前后约半小时的乡间公路，竟然有“木生昆虫博物馆”和“牛轧糖博物馆”两家博物馆冒了出来。

    台湾的博物馆，大多数是完全免费的。十多年前，我自己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便知道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是一个国家博物馆受到社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重要标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博物馆早已经这样做了。

    即使收费，台湾的博物馆收费标准也非常低，通常只有二十元新台币。如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博物馆，这样的大博物馆，也只收二十元，相当于人民币五元钱。而且对于学生都打五折，即相当于只收二元五角钱了。

    我所到台湾博物馆中，收费最高的，要数故宫博物院和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均为１００元新台币，即２５元人民币。而陪同我参观的光中告诉我，我们手中这张门票，还可以再使用一次！精品汇粹的故宫博物院收费略高可以理解，维持这个我所见台湾规模最大的博物馆的开支就很大。而原住民博物馆收费高，很可能是因为愿意投钱资助原住民事业的机构和个人便非常少。博物馆不收费，其运营都要靠国家或民间团体的资助维持。其实即使收费，对于一个博物馆的运营来讲也是杯水车薪。

    包括那少数几家收门票的博物馆，所有博物馆入口处均有多种文本的彩色的精美介绍手册供游人免费取阅。有的还是每个展厅均有不同的说明册。所以，那收的门票费恐怕还不够印这些说明册的。在故宫博物院，出口处设在“手册回收箱”，不想保存介绍手册的参观者便可以将手册投入回收箱，其中整洁的会再度陈列出来供游人使用。

    故宫博物馆近年在进行改造，所以残障人的通道随处可见。“国立台湾博物馆”是一座老建筑物，没有残障人的通道。醒目的是，在大门台阶的边上设了一部电梯。虽然与整个博物馆建筑的风格相去甚远，看着有些唐突，但这种人文关怀仍然是令人感动的。

    台湾的博物馆均非常重视展出形式的活跃性，以及参观者的参与性，挑战了观者单纯在“看”展柜的形式。如台湾博物馆的历史陈列，整个展厅便设计成一条船的形式，经过甲板，走入船舱，那里还有船长的航海日记等着你翻阅。“国父纪念馆”更是准备了约二十种图章供游人按下留念，图章被放在一张桌子上，游人可以自由盖章，旁边写着一语双关的“留下好印象”的提示。

    每个博物馆除固定的展览外，还都在举办临时性的展览。我参观的时候，便看到台湾博物馆利用过道的墙壁举办“纽约经典地标摄影展”；历史博物馆则在同时举办“家具之美”展、于右任书法展、华夏文物展、西班牙玩具展、郑梅玉草编艺术展；故宫博物院在举办“册页书画之美”展、台湾原住民档案文献展，等等。一家纪念馆的门前，则有一个“钟爱新生命巡回车展”，车里的展览介绍生命诞生的过程，应该算作青少年性教育的一种形式。

    让参观者，特别是青少年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淡水十三行博物馆的一个展区里，有冰箱，有书架，但打开冰箱门，推动书架，却会出人意料地发现，进入了另一个小小的展示区。展厅中间立了一个梯子，爬上去，会看到几件展示品。一幅古地图，装了一个滚轴，游客只有自己动手，转动滚轴，地图才会完全展现出来。一个展区被设置成三度空间，四面墙上是台北市的建筑物照片，墙角有几个洞，钻进去便进入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或者现代的下水道，而地面是台北市的空拍照片，有几个底端装有放大镜的小车，可以推着走，通过放大镜找寻自己的家。解说员介绍说，大小在二公尺以上的的物体，均可以见到。

    就是这些看似无关弘旨的小设计，使得展览活跃了起来，给参观中的游客一些新奇的刺激，减少了他们的劳顿感。

    每个博物馆必有的，是儿童活动区、影视区、盖章处。前者儿童可以做手工、玩游戏，而这些手工和游戏可能是与展览无关的；影视区则是放映和展览有关的影片，盖章处都设有多枚纪念章，游客可以自己盖在门票或导游手册上留念。

    台湾博物馆有供孩子们触摸的光影“书”，上方的投影投到书状的展台上，在触摸下可以翻页；此外，这里还放映荷兰、西班牙争夺台湾战争的电影。另一家纪念馆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小册子，请他们填上纪念馆中央通廊的长度、通廊花柜的体积、文物展室的高度，等等，在孩子们参观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空间感。

    台湾博物馆结合建馆１００周年，举办纪念标志的有奖征集活动。历史博物馆请参观者对展品进行“三宝”投票，命中者将参观抽奖。在“家具之美”展厅里，便有几页为青少年准备的“学习单”，如“设计ＤＩＹ”，注明适合“国小高年级或高中生”，让学生在纸上画出自己想象中完美家具，还要给家具起名字，注明功能、尺寸与特色；而一项“传统家具喜相逢”的游戏，则注明适合“国小中、低年级”，请参观者在五种家具的图像和名称之间做连线；还有专为小学高年级学生准备的，请他们画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家具。（台湾因为对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实行“国民义务教育”，所以小学称国小，初中称国中，而高中和大陆一样称高中。）

    科技化无疑是所有博物馆都在追求的新思维，故宫博物院便正在推动“数位典藏”、“数位博物馆”、“数位学习”三大计划，期望通过新科技及新媒体的运用突破博物馆实体的藩篱，故更多精美的文物和教育资源贴近人群，走向世界。

    在一家博物馆，展柜的灯被设计成自动调节的，当有人走近时，它就会变亮，人离开时，它便变得暗了。这样，能耗得以降低。

    一些博物馆的洗手间旁，还备有哺乳室，是专为母亲和婴儿准备的，有的博物馆还备有“亲子如厕室”，供父母带着需要照顾的小孩子，特别是异性孩子一起如厕的。虽然这样特别的洗手间使用率很低，但在空间已经非常保贵的台湾，这种设计中体现的人文关怀，怎能不令人感动呢？

    刚才还走在繁华的、满眼现代化高楼大厦的南京西路上，拐进一条小巷子，转眼便进入了台北的历史，这，便是归绥街。

    归绥街曾经是公娼馆集中的地方，一条宽不足十米的小宽，保持着近百年来的风貌，两边都是古旧的二层楼房。最典型的建筑，当属一层为弧形拱门，二层也有弧形拱窗的，立蕙告诉我，当年公娼们便坐在二层的窗边，向过往的行为招徕生意。现在仍有一些按摩店的招牌，立蕙告诉我，这些很可能便是性工作者的营业场所。

    归绥街139号，便是一处以前的公娼馆，后来作为公娼自救会所，这里，便是刚刚结束生命的官姐生前的住处。此时门上挂着“妓权斗士官姐影像回顾展”的招牌，门旁一棵祈愿树上挂满了写满人们怀念的字条。

    这里的破旧、简陋，令我大为吃惊。进了门，是一个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厅，两三个六七十岁的阿姨（前公娼）和几位义工在看电视，电视里正放映反映官姐生涯的纪录片。这个小厅的墙上，迎面悬挂着一个“文萌楼”的牌匾，上面还注明“乙等”。这便是这个公娼馆当年的名称，只不过当年是挂在门外的，现在牌匾挂在了门里。墙上还挂着1974年台北市政府颁布发的“妓女户许可证”，以及1978年颁布发的一个“政府公告”，主要是禁止“在校学生和未满二十岁之未成年人进入”的内容。靠墙放着一组柜子，有十几个抽屉，旁边的说明牌注明：“每位小姐都有自己专属的抽屉写上自己的艺名，每做一次客人就开一个小牌代替，每十天再跟老板算钱”。墙边还放着三把旧椅子，这是小姐们平时坐的地方，进门的客人看顺眼了，便以眼神示意进屋去交易。

    现在厅里的墙上挂着一些反废娼运动的女性的照片，而当年，这里挂的是公娼照片，下面会注明艺名与性交易的规定价格。

    一条狭窄的无法同时通过两个人的小过道的两侧，同几间小屋。右手第一间，便是官姐生前住的地方。我目测了一下，这是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一个梳妆台，一张约一米二宽的小床，还有一个小床头柜，此外再无它物。墙上陈旧的壁纸连接处已经破了多处，再用白纸粘上。除门之外，没有窗户，房间很昏暗。此时那张旧梳妆台上，摆着官姐生前的化妆用品，床上放着官姐的几件衣服，仿佛她刚刚更衣离开，只有墙上挂着的官姐各时期的纪念照片和说明文字，在清楚地提示着人们，这是一个纪念亡者的场所。

    另外几间同样狭小的房间，当年也是公娼的住所，此时也均布置成官姐的纪念场所了。有在场的义工告诉我，这里共有六间小屋，在当时核准可以同时拥有八名小姐，即比房间数多出二间。

    穿过狭窄的过道，便是厨房和卫生间，墙壁斑驳，设施简陋。一个小门可以通到外面，有义工引领我出去，告诉我，外面的小院里也有房间，废公娼后曾经可以作为小姐接待客人比较安全的场所。

    官姐去世前，这里住着几位前公娼姐妹。官姐去世后，人去楼空，日日春便将这里租了下来，作为举办纪念官姐活动的场所。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的办公地点，也在归绥街。陪我拜访过日日春，立蕙便带我去考察台北的流莺街。我这才知道流莺活动的街巷，有许多条。而我们主要去了西昌街夜市、华西街夜市附近的三条巷子。在西昌街夜市，正巧遇到日日春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简嘉莹小姐，便一路同行。

    嘉莹刚刚来这里见过一位小姐。这天下午，那位小姐哭着打电话到日日春，说自己要自杀。嘉莹立即赶过来，听她说话，宽慰她，给她按摩。那个小姐说，自己欠人家钱，还不上。嘉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社会体制的问题。一个多小时下来，按摩，聊天，小姐心情好多了，嘉莹才离开，在西昌街碰到了我们。

    嘉莹经常来西昌街做田野，她告诉我：“我只能够带你这样走一遍，不能过去和小姐们谈话，否则她们会想我是带人来看她们，对她们不尊重，除非她们主动和我说话。”我表示理解，一再道谢。嘉莹刚开始还提到，还要带我到另一条小姐层次略高一些的条走走，但是，她很快又改了主意，说：“我刚刚去看过那个小姐在那里，这时再带你去，有些不妥，她可能会有想法。”我为嘉莹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我自己长期与弱势人群打交道，深深懂得要谨小慎微，不要一不小心伤害了他们的道理。

    西昌街，两边是非常旧的居民楼，街道中间则摆满了夜市的摊贩。这条街最多五六百米长，我们一路走过，看不出任何有性工作者的迹象。居民楼的空档处，间或会有四五个五十十岁的妇人，坐在凳子上聊天。后来，立蕙和嘉莹告诉我，她们就是小姐。这着实令我有些吃惊，因为无论怎么看，她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纳凉居民的打扮、谈吐，而且那年龄、相貌、衣着，也实在无法与我想象中的性工作者联系在一起。立蕙说，如果你一个人来，从她们身边走过，情况就不同了，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眼神来完成的，如果是单身男人从那里过，她们便会抛眼神。

    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普通的邻家大妈、奶奶一样的女人，男客人怎么会知道她们是小姐呢？嘉莹说：“如果你是嫖客，你就会知道。”

    在西昌街路口，嘉莹给我指示不远处的一个警察局。警察局与流莺们的处所离的如此之近，所以二者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警察是不管的，除非“恶警”要收保护费。台北就曾爆出“恶警”收“保护费”，流莺向日日春求助，日日春发动运动的事例。立蕙补充说，如果警察要完成“业绩”，有时也会抓小姐。

    但问题是，小姐们那样安静地坐在那里聊天，有什么证据抓呢？她们告诉我，警察抓的时候可能不需要证据，或者派人假扮嫖客，谈妥交钱的时候抓小姐，甚至于，嫖完之后不给钱就抓。

    在西昌街路口，抬头所见的，还有一家家性病诊所和药店。

    西昌街不远处，便是三水街了。立蕙和嘉莹告诉我，这里的小姐层次高一些。也许因为这一点，也许因为有了西昌街的观察经验，在三水街我也能够看出许多站在那里的女性是流莺了。如果说西昌街的流莺主要是五六十岁的妇人，那么三水街的不同同，这里的流莺是四五十岁的妇人，至少在我看来，她们仍然是苍老而樵粹的，脸上的肌肉松驰，体型都已经非常地中年化了。除个别穿着露肩的吊带装外，大多穿着非常普通，也并非所有人都是浓妆艳抹。总之，难以将她们与“性感”、“性魅力”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

    我对她们的市场非常怀疑。立蕙说，不同阶层有不同阶层的消费，许多上了年纪的男人，有残障的男人，贫穷的男人，比如贫穷的老兵，还是会来找她们消费的。我问嘉莹，据她的了解，这些流莺多久能够接到一次客人。她说，要依个人的条件了，有人两三天可以接到一次，也有人要十多天能够接到一次。这些流莺价钱很低，嘉莹知道的是，最低的时候一次只有二三百元。

    这么年老了，仍然需要出来卖淫，这让我为这个社会的不公正而叹息。嘉莹则说，有些老人就是不喜欢现代化城市的生活，儿女们买了楼，她又搬出来到老城区住，有些老朋友聊天，同时卖淫赚些零花钱，并不需要别人可怜。

    我们又穿过一条不知名的小巷，这里，流莺更多，但年纪与相貌仍旧。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走过，一位流莺在和他搭讪。我跟在立蕙和嘉莹的身后，路边一位四十多岁的小姐可能没认识到我们是一起的，向我抛了一个暖昧的眼神，我忙将目光移开了。

    嘉莹讲不方便带我去的那条街，据说流莺要“高档”一些。但是，也都是三十多岁的。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哪去了？都去酒吧、夜总会和高级酒店了，还有一些在家里通过互联网和电话谈业务，并不会来这样的巷子里。所以，来巷子里的流莺是最低档的，收费最低的穷人。台湾将这种站在巷子里等客人的方式，叫作“站壁”。

    高档场所的性工作者，收费当然也很高。偏低的也要“一节”一千五百元，更有几千元不等。“节”是公娼时代留下来的说法，是一个计费的时段，“一节”通常为15分钟。

    两位向导告诉我，这里的流莺街，至少在日据时期就存在了，有的还可以追溯的更远。所以，台北人都知道，想购买性服务的男人自然会来这里找小姐。流莺们多数是租了房子住在这里，也有一些是家在别处，专来这里“上班”的。所以这里全天都有流莺，并不只是晚上。嘉莹指给我一幢房子，说这上面住的全是小姐。房东是否愿意把房子住给她们呢？“当然了”，两位向导都这样讲。一间非常小的单人房，通常只能租到三四千元一个月，而租给小姐可以租到七八千元。所以，经济利益下房东自然愿意租给小姐，这也间接促成了性产业带的形成与维系。当然，法律并不会处分租房子给性工作者的房东，也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还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流莺集中地，都是在夜市附近，这可能是因为夜市里来的人比较多吧。而台北大学研究宗教的研究生张光中曾告诉我，都是先有庙，夜市围绕着庙形成的。那么，性产业也就围绕着夜市和各种庙形成了。有流莺相伴，不知庙里的各路神仙会有什么想法。

    夜市，被很多台湾人视作台湾的一个重要文化要素，虽然我到最后也没有完全理解为什么它在台湾人的生活中那么重要。

    每个城市，无论大小，都有许多个夜市。夜市包括购物与饮食，通常会从晚上六七点开始，直到子夜，甚至会到凌晨两三点。

    我购买的一本非常详尽的台湾旅行手册上，单台北便介绍有华西街、饶和街、士林等多处夜市。我一度以为这就是台北的全部夜市了，后来上街，步行中便又撞到了西昌街和宁夏街两条夜市，朋友更告诉我，台北的大小夜市还有许多，本地人都不一定能够说全。

    我自己在基隆市的庙口夜市和台北的西昌街夜市吃过东西。前者是道路两侧布满店铺，后者是在道路中间摆满摊贩，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在卖吃的，现做现卖。内容为台湾的各种小吃，虽然基本都是大陆没有的，听了名字也是完全陌生的，但真正一路吃下来就会发现，其实是同样的一些食物要素，重新组合了一下，用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而已。有往来于两岸的朋友说，台湾和大陆相同之处远远大于不同之处，我完全认同这一点，并且认为在食物上也是一样。

    基隆庙口夜市是由交叉的几条街组成，规模不小。有的街完全是破旧的老店铺，据说有的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而有一条街则进行了全面的规划，整齐划一的门面，看着要“现代”许多。我去逛的时候，是周末的傍晚，几条街上都挤满了人，走动起来非常慢。

    在哪家选好了吃的，便坐在一旁的餐桌边，在人流的嘈杂与烧烤食物各种味道的混杂中进餐。虽然每家都备有垃圾桶，但是四周所见仍然很杂乱，甚至可以说有些脏乱。那感觉，同大陆路边的大排档实在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台湾人心目中向往的夜市，在我看来就是大陆许多个大排档集中在一起的感觉。

    更有意思的是，我在一家进餐的摊贩处，看到了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和夫人也来进餐的照片，更有几十位据说是著名艺人在墙上留下的签名。那小吃，不过是一种口味不同的面片汤而已，但招牌上说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引领我去的朋友更是专门奔它而去。

    台南的名吃担仔面，不过就是一种普通的汤面条，里面有几块肉，几丝菜，味道实在太一般了，毫无出奇之处。

    另一种名小吃是蚵仔煎，鸡蛋和红薯面混在一起，再放上几块蚵肉，放在一起煎，听起来蛮热闹，吃起来实在也是寡然无味。

    我后来和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谈天，问他们喜欢去哪里，一位女孩子脱口而出：“夜市呀。”这又着实令我无法理解。我问他们夜市的魅力何在，他们说，有很多种吃的，而且便宜。但我的感觉是，每种小吃几十元、上百元，如果吃饱了要三四种，一个人也要花掉两三百台币，着实不便宜。

    逛庙口夜市和西昌街夜市，男女老少都会看到，各种穿着打扮的人也都有。

    我的旅游指南上说明，台北的西门町是青少年文化集中的地区，是青少年逛的夜市。我特意去了，感觉确实不同，满眼所见全是青年人了。这里电影院、纹身馆集中，店家售的商品也都是年轻人穿着的。而饮食的不摊贩却没有什么不同。

    陪我逛过夜市的张光中，他的学术兴趣是宗教。他告诉我，凡夜市附近，均有寺庙。果然，我在几处夜市均看到了寺庙。光中说，人类围绕市场定居，然后建庙，所以每个夜市均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了。

    简英杰老师曾几次谈到，几年前他到北京逛王府井的时候，那里卖各种小吃的“夜市”竟然不到十点就散摊了。而台湾的夜市常常到凌晨。简老师问我：“北京是否有营业时间更晚的夜市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去过一次台湾的夜市后，对夜市便没有了兴趣。但是，还会常看到台湾人津津有味地谈论夜市。这实在是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文化。也许，作为“外来人”的我，永远无法理解“当地人”的感受；也许，要理解台湾人对夜市的感情，需要做更深远的文化追溯。我在想，也许在台湾人的生命历程中，在台湾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夜市确乎承载了许多我作为一个观光客所无法凭着走一趟、吃一顿便能够理解的文化。

    所以，对不理解的，我们需要抱持一份敬重之心了。

    评说大学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介绍一个过路人所看到的零碎的细枝末节，不能算作一种评论。

    台湾的大学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公立又为分为“国办”和各地方办的大学，如我来做学术交流的就是台北大学全称便是“国立台北大学”，有些大学则是“市立”或“县立”的。现在台湾的公立大学，一种是国民党政府来台是迁来的，如清华大学，还有一种台湾在日据时期便的，如台北在日据日期建的帝国大学，当时以医学为最强项，也就是现在的台湾大学，被公认为台湾最优秀的学府；日据时期台中的台湾农学院，以农业研究为优势，现称中心大学；而工科的优势则当属台南工学院，现为国立成功大学。像台湾师范大学，也是原有的，国民党来台后进行了扩建，始有后来的规模。

    台湾的私立大学同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由教会办的，如文藻外国语大学、辅仁大学；还有一种便是作为企业来经营的，如杨明磊教授所在的铭传大学，台北还有一所“中国科技大学”，虽然打着“中国”的牌子但实际上也是民办的。读教会大学的，并不一定都信教，但是，教会办学注定会传递相对保守的价值观。台湾一位有名的女性主义学者便因为在一所教会大学执教时讲授“妓权”，而被学生告发，最终被学校除名。

    与大陆民办大学目前基本上毕业生都需要参加全国统一自学考试才能取得毕业文凭不同，台湾的民办大学多具有自己发毕业文凭、授予学位的权利。考虑这一现象时，不能不考虑台湾的民办大学体制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其中许多学校的教学质量并不比公办的差。

    杨明磊教授带我参观过他所谋职的铭传大学桃园校区。铭传大学在台北市有一个校区，规模太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所以后来桃园县建了一个新校区。校区依山而建，面积很大，需要开车一路上行，体育馆、教学楼、宿舍楼等等，建筑物与设施均堪称现代化。在校园里走，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个家族的私营财产。

    杨教授介绍说，铭传大学以商学科见长，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为台湾的企业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因为它的毕业生都非常优秀，所以口碑极好，使得毕业生供不应求。而许多毕业生后来成为影响台湾企业界的重要人物，又为学校带来许多捐款和投资。但私立大学的一个特点是，高度重视教学，靠其学生的质量树立信誉并扩大生源，相对的，就不是太重视科研。陈水扁家族弊案中关键的证人之一李惠芬，便是铭传毕业的，现为一家跨国大财团的董事长。

    民办大学的教师待遇并不比公立的差，甚至还要略高一些。在台湾，副教授月薪六万左右，教授月薪十万左右，寒暑假照拿工资，年底还享受一个月的额外工资，即一年拿十三个月的工资。大学教师的收入，在台湾算中上等。

    正是因为有了大量民办大学，台湾高中毕业生的升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多。但通常，学生们还是愿意选择公办的，认为资源会好一些。

    台北的世新大学，也是一所民办大学，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我曾去那里的性别研究所参观，同样加深了这样的印象：民办大学的规模，并不一定比公办的要差。我接触台湾几所大学的感受是，公办大学的教师多是美国等国外回来的博士，而私立大学的教师，则主要是台湾本地毕业的博士，台湾人分别称之为“洋博士”和“土博士”。

    台湾的大学教师，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这与我在香港的大学所见相同。相比起来，大陆大学的条件还是比较差，尚无法做到这一点。王雅各教授的办公室也是十六七平方米，杨明磊教授的办公室也有十三四平方米。台湾的大学规定，教授每周都需要有固定的“办公时间”，这段时间必须呆在办公室接待来提问的学生。

    在台湾读硕士会称为读“硕士班”，读博士会称为读“博士班”，而大陆不用“班”这个词。对台湾的大学感觉不好的是，似乎太容易设“硕士班”或“博士班”了，几乎哪个系只要自己想设，就可以设。王雅各教授对此也极为不满，他说，为了赚钱，为了抬高自己，许多大学都拼命设硕士班和博士班，而其资质实在差的太远。

    王教授称台北大学为“台湾的北大”，他认为台北大学社会学系是全台湾最好的社会学系，教授们都是精英。但是，台北大学社会学系至今没有开设博士班。王教授说：“我们对自己要求太严格。”而我在台湾所见，一些私立学校，即使刚成立四五年的系或研究所，即使只有五六位教师，也都在纷纷开设“博士班”。

    在大陆，博士毕业后是讲师，讲师升副教授，才有机会获得“硕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升为教授才有机会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不是导师，不能指导学生。台湾不同，博士毕业后是助教，然后是副教授、教授。一位教师只要是博士毕业了，就自然地具有了指导博士生的资格。在我看来，在这方面大陆大学的规则更完善一些，要求也更严格一些。

    台湾对研究生的另一项规定则较大陆为好，这就是无论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均不一定的本系，甚至本校的教师指导，而可以自由地找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最专业的任何台湾大学的教师进行指导。

    在台湾的大学里，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都是轮替的，并不像大陆这样以学术界地位和成果来聘用，而且一作多年。台湾通常的规定是，每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按进入该系的年头先后排序，轮作系主任。每任两至三年，有的学校规定可以续任一届。在台北大学社会学系，是每届两年，不能续任，所以几乎所有教师均有机会当至少一届系主任。系主任每月会多出两三万的薪金，其职能性质主要是服务性的，而不是一种权力。系里的重大事务，均有专门的委员会讨论，如教学有教学委员会，聘人有人事委员会，委员会讨论后再提交系务会议决定。王雅各教授说，这是典型的美国大学的作法。

    在各个大学走马观花，会有一些细节让我很感动。比如说，在高雄师范大学的楼道里，看到贴满整面墙的各种喜报，如学生毕业、教师获奖、晋升，等等，都是用喜报逐个人公布，相信对所有观者都是一种激励。我住的台北大学里，学生宿舍楼有无障碍通道，供残障车通行，办公楼的电梯按钮旁也有盲文，盲人也可以自行选择楼层坐电梯。虽然，我居住期间在校园里既没有看到盲人也没有看到残障人。

    台湾大学正门，进门后向右转，紧邻着便是“傅园”，为第一任校长傅斯年的长眠之地。墓的造型仿雅典的帕德嫩神庙，给人一种神圣、庄严之感。虽然是悼念一位先人，却在无声中弘扬着学术精神。

    在台北教育大学，虽然地方很小，学校还是为艺术系的学生准备了许多工作室，他们可以在里面进行艺术创作。艺术系的硕士研究生亚兰便领我参观了几间本科生的工作室，它们都是以前的教师宿舍，破旧的平房，对于搞艺术创作的学生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好天地。

    台北大学也是一样，社会学系的研究生有自己的“研究室”，里面有十几台电脑，研究生们可以在里面读书和上网。社会学系另有一个“助理研究室”，即是我每天上网的地方，这里也有十几台办公桌和电脑，教授们会出资聘请学生作自己的“助理”，帮助做检索论文、查找资料等事宜。

    台北大学在台北市有三个分散的教区，都很小。我到的时候，台北大学已经在台北县的三峡镇兴建新校区，据说转年就要全部迁过去了，而台北的校区则留作“继续教育”之用。所以“继续教育”，便是内地所称的成人大学了。

    我在台湾期间接触最多的，还是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们。老师们开学后每星期四晚上聚餐，连着两次叫上我，我离开台湾之前的星期四，还特意为我饯行、话别。老师与学生间的平等关系，给我印象深刻。蔡明璋老师时任台湾社会学会会长，台湾的社会学会会长也是两年一届，服务性质。我到台湾一个多月后第一次见到蔡老师，他热情地过来同我握手，一个劲儿说“对不起”，我问哪里有对不起呀，他说：“你来这么久，一直没有问候你。”他发自内心的真诚，令我感动。

    郭文般老师和我聊的比较多，一次见到我，年约五十的他叫我为“方兄”，让我既感温暖又觉慌张。郭老师说我比台湾的学生还“传统”，他认真地问我，孔夫子的师道尊严不是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吗？

    郭老师最关心两岸关系，而另一位黄树仁老师则和我聊了许多两岸大学的异同。对于大陆有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而跳楼，黄老师感到很吃惊，说台湾只会有因为失恋而跳楼的。黄老师认为，台湾的学生不急于毕业，硕士读六年，博士读六七年的，大有人在。黄老师将其解释为台湾经济发达，学生不需要赚钱，没有生活压力，所以造成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沈幼荪老师不久前刚去西安访问，回来后说非常吃惊大陆的学生那么用功。我自己在北京也时常能在校园里看到早起读书的学生，而在台北大学校园里只看到过谈恋爱的学生。但也有学生对此持不同看法，和我同去淡水的几位女研究生便说，她们就非常想尽早毕业。

    北京大学前些年实施了教师的竞争机制，在一定时期内未能完成规定论文发表数目的教师可能会被剥夺已经获得的职称，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也引入了这一机制，比我就知道有两位五十几岁的副教授又变成了讲师。对此，黄老师感到非常吃惊，说全世界没有听说过。他对此机制的担心是，会影响教师去进行长项的研究，不得不为了完成任务把精力放到短篇论文上。在台湾，博士毕业即为“助教”，后面还有副教授和教授两个等级，升级通常称为“升等”。升等之后，不会降等，但是如果没有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其薪金就不会调高。那样，后来的年轻老师如果不断发表论文，薪金则很可能超过老教师。也就是说，台湾用薪金来奖励不断有研究成果发表的教师。

    同大陆的论文发表通常由学术期刊的编辑决定不同，台湾学术期刊实行匿名评审制，投寄的论文会先请二位评审审阅，如果二人意见不一致，再给第三人审，然后将三个人的意见都返回给作者，进行修改。修改后会再送审，再修改。所以一篇论文可能要往返几次，折腾一两年才能发表。虽然大陆现行评审制度没少受学界批评，但是，在我看来二种不同的评审制度同样各有所长，并且我的经验也不允许我进行过多的评论。

    台湾的神无处不在。在城市中开车行驶，几分钟便会看到一座神的处所。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平安相处。

    到台湾的第一个周末，上游出版社的简英杰董事长开车带我去他的台南老家摘龙眼，一路上两侧时常可见壮丽的庙宇。我们后来下了高速公路，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城镇，亦是开车三五分钟便可以见一座庙。有巍峨的大庙，也有路边垒起的只有两三平方米的小庙。庙里供奉的神仙更是无所不有，从佛教的观世音，到道教的土地爷，甚至孤魂野鬼，均在供奉之列。有句话说的好：台湾人什么神都信。同一座庙里，佛道会被同时供奉。

    简老师说：你看吧，乡村建的最好的房子都是庙。这些庙，有乡里政府建的，但更多是私人在自己的地上盖的。只要有庙，不管多偏，都有人来拜。所以，简老师说，现在台湾有人开玩笑说，想发财，就盖庙。虽然进庙不需要交门票钱，但是，拜神都会投些香火钱入箱子，于是，盖庙的人便会发财。

    我们先到了台南县的碧云寺，直入餐厅吃素餐。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这座漂亮的庙宇不仅不收门票，而且吃饭竟然也是免费的。一个大厅里整齐地排了五十多张圆桌，桌上已经摆好了六菜一汤，自己从一个大盘里自由地取米饭，还有棕子。今天因为人少，只有十几桌摆好了菜，我和简老师便择一桌坐了下来。

    简老师说，春节等大的节日，这里香火旺，餐厅便会出现流水席的情况，前面的人没吃完呢，后面已经站上人等着了。

    吃罢饭去进香。竟然连香也是不要钱的，一束香和一迭纸钱，以及一包似乎是山楂片的小食品束在一捆，每人取一捆，香足够你给庙里的每个神都敬献的了。有的敬三支，有的敬一支。

    敬过香后，简老师到“油香处”捐钱。捐钱后得到一张纸，上写着“兹承＊＊大德，喜舍新台币＊＊元整，功德无量，谨此道谢。”下面有寺庙的章，以及收款人的签名。简老师是以自己八十岁老父亲的名义捐的，他告诉我，他的兄弟们捐钱都是用父亲的名义，这是为父亲积德。

    简老师母亲故后，骨灰供在这座庙的灵骨塔里。台湾人死后，可以自由地选择火葬或土葬。即使是火葬，骨灰也可以埋进公墓，或存入灵骨塔。公墓有政府经营和私人经营两种，灵骨塔也有两种，一种为寺庙所建，另一种为专业的经营机构所建，一次性交一些钱，便可以永久存放了。

    我随简老师来到地藏宝殿，这里三面墙上都是故者的名牌。简老师找到自己母亲的名牌，敬了香。

    离开寺庙，我们继续驱车向简老师的老家，一路上，仍然在看各种大大小小的庙。

    路过一座非常小的庙，其实就是一个路边小房子，只有二三平米，简老师介绍说是供奉地基正公的。地基正公是管地的，土地神是管地上面的人的。简老师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都会到自家庭院的角落处，摆些贡品，敬一柱香，那也是给地基正公的。

    台湾造价最昂贵的庙，据说是在南投埔邻的中台禅寺，花了８亿多新台币，相当于２亿人民币。

    神在台湾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一路上不断停车，给各种大小庙拍照。忽然看到一条道侧，整齐地排列着几十个花圈。按大陆的习惯，我以为是献给亡者的。驱车过去一看，原来是前面一座庙里的神过生日了，从村长到乡长，以及当地士绅，纷纷献花圈祝寿。

    我们路过简老师的外祖父盖的一座庙。简老师外祖父姓郑，曾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据说从自己住的地方向四处看，所有能够看到的土地都是他的。简老师外祖父建的这座庙，里面便同时供奉着道教的诸神和观音菩萨。现在这片地属于简老师的一个舅舅，庙自然也是他的。

    我们正在拍照间，也有车开过来，三位男士也路过了来拜神。

    我们到了简老师的老家，进了院子，正对着的房间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墙上还挂着简老师祖父、祖母等人的照片和画像。两边的房间，才是住人的。

    在台北市，大小寺庙也是随处可见。一天我坐捷运去台北市的北投区，到了捷运，约好来接我的郑清荣老师尚未到，我便自己在四周闲走。不到五分钟的路途中，竟然撞到三座庙。一座是代天府，属于道教；距代天府不到二十米，是黄帝庙；再走不到二百米，是陈氏的家庙。代天府旁还立有一座贞妇牌坊。

    台北香火最旺的，据说是行天宫，离我在台北大学建国路学区的住处不远。行天宫供奉的是关羽，台湾人对他较多信仰，称之为关圣帝君。这里也是不收门票的，周边地下道则聚集着许多命相馆，交织成台北市最具民俗色彩的地域。

    听一位台湾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台湾人，什么神都信。也许我们不应该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来评论台湾人的信仰，任何一种民俗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我住的校园外的小街，有一家名为“青蛙包二奶”的店铺，走近一看，是以卖汉堡为主的小店，但何以起这怪名呢？只因它提供一种叫“青蛙包二奶”的饮品，其实就是大陆也非常常见的珍珠奶茶。因为珍珠酷似青蛙蛋，所以台湾人有时称之为青蛙奶茶。一种奶茶同时放入鲜奶和炼乳，即两种奶品，故取名为“青蛙包二奶”。

    一家专卖狗用品的店铺，起名为“狗东西”。

    同简英杰老师去永和市的时候，看到街头有一个“打狗包子”的招牌。简老师告诉我，这是一语双关，因为高雄在历史上曾名“打狗”。

    在彰化市的街头，曾看到一个卖馅饼的小摊，摊上的标识是“大陆妹、共匪饼”。看到一对男女在摊前忙着，简老师说，女老板一定是大陆嫁过来的，所以会起这名字。也是一种恢谐与搞笑。

    台北街头一家修锁的店铺，起名为“台北研究锁”，显然是取“研究所”的谐音。

    逛完日月潭去浦里，路边一小店的招牌赫然写着：“桃色交易”。细看才知，是卖水蜜桃的。

    在台中市街头，看到一家成人情趣用品店，取名为“防异交”。颇为不解，陪行的简老师解释说，台中市出了一名“立法委员”叫黄义交，闹了很多绯闻，所以这店用的是他名字的谐音：黄义交——防异交。可以拿名人打趣，同样是一种民心开放的表现。

    也是在浦里，看到一个店铺挂着“俗甲脱裤”的广告，不解，还是问简老师。简老师说，“俗”在台湾话里是“便宜”的意思，这是告诉你，这里的商品便宜到脱裤子卖了。

    一家当铺的招牌，则是“当国”二字。是要把国家当掉？还是“党国”的谐音？或者，仅仅是说它是一家当铺的王国？也许只有店家自己才知道，而给行人留下的是想象的空间，以及对它的深刻印象。

    轻松一些，幽默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离开台湾前的两天，我在台北大学图书馆里寻找着国民党党史资料，希望可以找到祖父的影子。祖父退休前，据说曾作过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重要官员，但我并不知道确切的信息。

    可惜，我没有在图书馆里找到收录有国民党台湾省官员名册的书，祖父的身份便仍然是一个谜。

    也许，我可以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里找到我的祖父，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这遗憾也不全是缺失，因为我多了一个悬念，吸引着我有机会再来台湾。

    祖父曾经在给我的信中描述他的幻想：“有一天，我敲开你的房门，你问：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是谁呀？”

    祖父写这信约１０年后，我按响祖父当年居所的门铃。但是，并没有人给我开门。

    台中市进化路５７０巷９号８楼，找到这个地点并不难，但是，祖父的大陆亲人，却用了整整５７年才走到这里。然而，一道铁门隔绝了我们。

    祖父１９４９年来台湾，１９９８年去世，享年８５岁。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和大陆家人取得联系时，祖父对于回大陆探亲还有许多顾虑；九十年代，他没有顾虑了，但已经八十多岁了，没人陪伴很难独自回大陆了。所以，我一直没有见过祖父，但通过许多封信件，他一直鼓励我。

    祖父曾让他居住在加拿大的儿子，我的叔叔，于１９８９年到过大陆，拍了许多照片带回台湾。祖父看了那些照片，很高兴。

    祖父的骨灰洒在了太平洋里。而祖父生前居住的这套属于国民党分配给前退休人员的高级公寓，也已经转手出售了，公寓管理员告诉我，现在里面是空房间。

    我是到台湾后的第三周来台中找祖父的。

    临来台湾前的几天，一次八岁的儿子对我说：“爸爸，从今天起到你走，我们就要形影不离。你是形，我就是你的影子。”

    这话让我听着非常感动，又非常心酸。我要６０多天见不到我的儿子了。从他出生，我也没有这么久地离开过他。他对我非常依恋，这么久不在他身边，我知道他会非常想我的。

    那些天里，我们便真的形影不离，儿子还会时常热烈地拥抱我，说：“爸爸我好想你呀！”我知道他是在想象我离家之后的日子。我的心中，酸楚的情绪也越来越浓了，我甚至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计划离开这么久呢？

    临行前的一天，儿子说：“明天早晨我要送你。”

    我说：“爸爸六点就要离家，太早了，你还在睡觉呢。”

    儿子说：“不，我就要送你！”

    儿子从没起过那么早。

    出发那天的早晨，我不忍心叫儿子。妻子说，一定要叫他，不然他起床后会闹的。

    我便去叫他，他仍然在熟睡中。迷迷糊糊地被我叫醒了，但使劲儿也睁不开眼睛，脑袋又歪向一边。

    妻子说：爸爸要走了，你继续睡好不好？

    儿子点了点，我吻了他，刚要离开，一直闭着眼的儿子张开双臂，我忙抱住他。儿子在半睡梦中闭着眼睛和我热烈拥抱了一下，便心满意足地倒头微笑着睡去了。

    坐在飞机上，我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儿，想着儿子。与亲人相处的幸福，总是被我们忽视，也许因为它看起来太平常了。但是，只有当失去它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它的珍贵。此次我和儿子的分别，毕竟只有三个月。那么，我们在人生结束时的分别呢？我是否也会闭不上眼睛，舍不得离开我的亲人？

    我们无法改变那一刻，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在。在现在，就多和亲人在一起吧，这，才是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我相信，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不会舍不下自己得到的功名和金钱，却可能舍不下我们的亲人。我还确定，在我们死后，肯定会记住我们的人，将是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的孩子。但在我们可以享受幸福的时候，我们却让工作等等将与亲人共处的时光剥夺的太多了。

    我在想：以后，我再也不离开家人这么久了！

    我又在想我那住在另一个城市的老母亲。我总是没有时间去看她，每年只是春节和五一、十一这样的大假日才去看她。她难道会不想我吗？我要多给她一些时间了！

    来台湾三个星期了，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人，几乎每天和他们通电话。我设身处地想祖父当年的感受。祖父去台湾的时候，留下自己的父母在大陆。同样留在大陆的我的祖母讲，两位老人时常念叨这个独子，但是，到死也没有再见到他一面。

    而我的父亲和伯父，也从十几岁便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父亲。

    祖父可能曾经像所有来台的国民党官兵一样，认为自己很快就要回大陆，回去看望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我不知道祖父当年的心情是怎样一点点由希望转向绝望的，而当时，并没有电话可以打。

    多少家庭，就这样被剥离开了。他们，不相互思念吗？他们心底的痛苦，哪里是一个台湾海峡可以容纳的呢？

    从离开大陆，到去世，祖父整整在台湾呆了４９年！４９年的思念，会化作多少眼泪？！

    我想，如果思念是砖，那么，海峡上一定早有了一条人心建的大桥！

    当祖父在给我的信中写下幻想敲开我的房门的时候，他不就是在幻想回大陆的一天吗？

    寻访祖父故居之前，我已经知道那里人去屋空。我只是想走一遍祖父曾经走过的小巷，坐一坐祖父曾经坐过的电梯，抚摸一下祖父曾经触摸过的房门……而这一切，我在台中都做到了。

    有些遗憾的是，在接近祖父故居的时候，我一路摄像，但是摄像机突然没电了。按着常规，它仍然会自动保存断电前的影像，然后非常奇怪的是，这一次竟然没有。莫非，祖父不想让我带走太生动的记忆，以免日后看着更多地神伤？

    离开祖父故居，我仍然是一路多多地拍照。这街边的小店是祖父走进过的吧，这对面的胡同祖父也一定走过，而这邮局，是否就是祖父当年给我发信的地方呢？

    我努力留下更多的台中市的影像，就仿佛在这些影像中看到了祖父。

    远离台中的路上，我又在想：这条路也祖父也一定途经过。

    到了台北，我又忽然意识到：这台北的古老火车站，这台北的一条条有几十年、上百年历史的街道，这台北的一座座政府建筑，我的祖父又怎么可能没有来过呢？

    那么，我泛舟的日月潭，我品尝小吃的夜市，我漫步的中山纪念堂，还有我以后会去的一个个景点，哪里又会没有留下祖父的足迹呢？甚至于，我每天居住的台北大学和附近的街巷，祖父也未必就没有走过呢。毕竟，他到台湾时才刚刚３６岁，他在台湾生活了４９年！

    那么，台湾的山水之间便都留有祖父的影子，整个台湾岛便都是我怀念、追忆祖父的处所。

    祖父永远在这里，如台湾永远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