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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的当天,便在台北大学合江路校区的大门旁,看到一张落款为“台北市警察局”的“防空避难处所”的贴纸,颇令我有些吃惊了。这帖纸上写着有对台北大学这个校区的编号,注明了“防空避难处所”的管理人和“总容量”。这里的总容量是318人,又特别注明了使用“分配”,其中“自用”118人,“流动人口”200人。
走在台北街上,在大的建筑物门前,这样的标识时常可见。我便恍惚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仿佛这里确实随时都会受到空袭一般。这让我想起大陆当年的防空洞。
大陆的防空洞基本都改作它用了,在北京便有许多开成了旅社。在台北,“防空避难处所”仍然保持着随时可以被用来避难的状态。
我台北游的向导张光中告诉我,现在大的建筑物建设的时候,仍然会被要求在地下建防空处所,比地下停车场再低一层。
但简英杰老师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根本没有那么严重。
我和王雅各老师也讨论过这事,我问他:怎么还有这么紧张的气氛?他说,其实是没危险的,只是两蒋时期的遗风,长期以来的惯性,彻底改是难的。
另一位台湾朋友也告诉我,台湾对大陆“防谍”的心仍然是存在的。法律规定“外籍新娘”要在台湾定居九年以上才能取得永久居住权,但泛绿政党台联就提出,应该修改法律,对于中国大陆来的新娘要定居十一年才能取得永久居住权,理由是“她们可能是匪谍”。这一提法,在台湾也受到普遍谴责,因为具有明显的歧视色彩。
在历史上,防谍问题可能更重一些。王雅各那一代出国留学的时候,政府就会找他们谈话,问国民党籍的学生是否愿意为政府收集情报。
相比而言,大陆改变的就很彻底呢,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感受不到要“防谍”的任何痕迹。我私下想,非常可能是因为台湾和大陆对比中的弱势地位,加上两岸围绕“台独”的紧张气氛,才使得这样的“警戒”之心得以保持。一位台湾朋友对我说:很奇怪的,越南人、马来人、日本人、韩国人都可以满街跑,但对大陆来的人却格外警惕,因为要防“谍”。
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因为曾经深受学生运动之苦,所以非常重视对学校的控制,所有大学都住在军官,称为“教官”。我在台北大学所住的,便是一位少校教官住过的宿舍。教官在学校里曾经具有非常大的权力,近年调整了,主要负责学生服务的管理,如宿舍的安排、安全保卫等等。
我从台北坐飞机去台南的时候,想办保险,航空公司售票员告诉我,保险已经在机票里了。检票之后我细看,发现上面注明的是“兵险已含”。请教台湾朋友,才知道所谓兵险,是指飞机被敌人击落时的保险,而飞机失事的保险是不含在里面的。
我的进入台湾的许可证上说明,到台湾之后两周之内要到住地管辖派出所办理临时户口。先是王雅各老师陪我去了一次,因为我办理来台手续时,登记的是台北大学三峡校区的住址,而安排我住的是台北大学合江路的校区。所以,需要再办理相关的更改手续。这样,后来光中又陪我去了二次,最终才算办好。
王老师曾告诉我,登记后,警察可能会来抽查,看你是否住在这里,等等。
派出所(台湾确实也叫这名字)的警察非常客气,言必以“方先生”开头,在电脑里填了一份表格,然后打印了五份让我逐一按手印。
警察在电脑里填表格的时候,旁边另一台电脑的屏幕保护程序不断地变换着口号,都是防谍保密的。我抄下二条:“全民上下一条心,保安防谍有信心”、“防谍措施不可少,人人守密国家保”。我还准备继续抄,抬头一看,正有一台监视器的摄像头对着我,便不敢再抄了,因为自己先觉得这抄写的动作非常像是“谍”。
派出所的警察外出巡逻的时候也是像很多台湾人那样骑摩托车,所以派出所门前整齐地摆着一排有警用标志的摩托车。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现象是,警察的身上都挎着手枪,而一个傍晚偶然看到的一辆台湾的送钞车,押款的保安却没有配枪,只是手里拿着一个电警棒,而且那辆车好像也只有两个保安。
在台湾,私人拥有枪支也是违法的。
警惕又似乎并非针对“谍”。许多场所都有录像监视,有时进一家小店,正奇怪怎么空无一人呢,抬头便可见一张写着“录像监视中”的字条。我一开始猜想,这可能是政府规定必须张帖,以示对被监视者的尊重。简老师否认了我的这一猜测,他说,并无明文规定,但这样张帖出来是为了减少麻烦,告诉别人:“我在看着你哟!”也有的商家会礼貌一些,写的字条是:“摄像中,请微笑。”同样的提示目的达到了,又不惹人反感。在高雄火车站,我便看到这样的标识。
在台湾旅行,见到的监视器的数目至少是大陆的两三部。像在大学这样的场所,校园里、教学楼的楼道里,监视器也非常普遍。我并没有从中获得安全感,相反,却感到一种处于个人行为处于监视下的不适应。我到台湾一个多月后,才忽然发现,我每天在校园里坐的电梯竟然也装有监视器,回想自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监视了一个多月,这令我非常不舒服。我和台湾人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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