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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都打工去了。”
“他家孩子不是不大吗？”
“大的比你大一岁，小的才十五，我要不是你李姨识得几个字，恐怕也早让明明打工去了，不说别的，跟我学点活也能挣几个钱养活自己，村里现在大小伙子不多了，两个上初中的，上高中的只有明明自己。”
“那么现在五年级８个人……”我还没说完，刘叔就接道：“都打工去了，在学校认的头朝上下，认得男女厕所的就都出去打工了。”
“现在还是李姨自己当老师？”
“没人愿意来。”明明说，“像我妈这么傻的人没有。前年调来一个老师没呆两月就走了，人家说在这多见石头少见人的地方呆着找对象都是困难。他们那辈人就是傻。”
“我们那辈人都是想找什么人生目标，理想。”李阿姨对我说，“你妈当年不也去了一个小山沟沟，为了你的上学才调到城里的，一调就耽搁了五六年，你们这代人的思想和我们年轻的时候可大不一样啊。”
说来也是，母亲为了给我找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仅调工作就拖了五年半，不过现在总算安心了。
“那现在就您一个人在村里教书？”
“人是三个，真正的老师就我一个人了。”
“怎么？”我问。
“我妈有关节炎，不能长时间站着讲课，村里又安排了两个人。”明明说，“还不如不安排呢，让我妈退休算了。”
“村里为了照顾我，又安排了两个人，唉。”李阿姨叹了一口气。
“他们是什么毕业？”我问。
“毕业？”刘叔说，“现在这年头，能哄了孩子的就能当老师。”
“为啥？”
“为钱。”刘叔说，“安排的两个一个是上到初二不上的本村女孩子，另一个是村长的老婆，小学也没毕业，教三年级学生应用题还得在班里抄完题后再问你李姨，这不是误人子弟？”
“她们两个能把一群孩子看住，甭让他们打架就行了，也不指望她们能教孩子们认字。”李阿姨说。
“有工资吗？”
“有，每月六十块，就是从大队里给，乡里不承认她们两个，不过我也省点心，老了。”
“村里头人对你李姨都挺尊敬的，过时过节的，都叫你李姨去家里吃饭。”刘叔说，“平时谁家吃一顿好吃的也常给你李姨往来送。一辈子老师是没白当。”
李阿姨说学生们到了四五年级就普遍产生了一种厌学情绪。就我所知，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教育内部的原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生自身因素等，但在这里家庭因素肯定是占主要原因的。在边远山区，农民们对知识的认识还不够，在他们头脑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去赚钱。曾经看过一则故事，一位记者问一个放羊的小男孩：
“放羊干啥？”
“挣钱。”
“挣钱干啥？”
“娶媳妇。”
“娶媳妇干啥？”
“生娃娃。”
“生娃娃干啥？”
“放羊。”
我不知道这样的问话会不会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出现在中国农村孩子们可口中，我也不敢去试一试，我怕得到的更多的是心酸。
一夜无语，我的思潮却在翻滚着，当代农村的教育现状怎能不令人心痛，我的眼前浮现出儿时农村上学的情景：一间破教室，歪歪斜斜的桌子上爬满了一群孩子，当时的课桌和庙里的供桌没什么两样，小方格窗子上钉着一块塑料布，夏天遮雨冬天挡风，好在当时春天没有沙尘暴，要不然真不知道那几年该怎样度过，当时的设备连《一个都不能少》中演的都不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在一所设备全无的学校能培养出什么质量的人才。
一群大学生到某地“三下乡”参加社会实践，一名学生指着地球仪问当地的一个学生：“为什么地球仪是斜的？”当地的那个学生害怕地说：“不是我弄歪的。”再问其老师，老师则说：“我拿来的时候就是歪的。”再问其校长，校长的回答更令人哑然，“学校资金不足，只能买这样的次品。”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究竟给了教育什么？应该看着自己的肚子作最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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